（大纪元记者施明综合编译）根据多家外国媒体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体育学院的几十位学生的访问，多数学生说他们知道八九学运。

中国年轻一代“变成了一群绵羊”

金融时报22日报导，中国大学生中许多人看过一九九五年美国制作的关于天安门事件和六四镇压的记录片《天堂平安之门》，他们是通过网上或朋友得到这一片子。大多数人通过他们的父母或高中老师听到八九学运。许多人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失望。

清华大学一名二十三岁的女生说，“我父亲告诉我关于八九学运的事，他说这完全是江泽民一手谋划的。对自己的人民开枪，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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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们在网上讨论时，大部份精力却花在讨论腐败和爱国情绪上。他们个人最关心的就是就业问题。中共政府估计，二零零七届和二零零八届毕业生，有多达三百万人还在找工作，下个月又有另外六百万毕业生加入他们中。

中国大学的严格管制限制了学生们爆发不满情绪。一位周先生说，有荷枪实弹的武警驻扎在校园，每个大门都有警察查身份证，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变成了一群绵羊”。

只为个人却无社会正义感的一代

纽约时报22日报导，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在最近的访谈中说，如果一个学生提议进行要民主的抗议，其它同学们会说他是精神病。“你知道这个线划在哪儿。你就是不能做任何有公开影响的事。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民主是否依然对中国学生有鼓舞作用，似乎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纽约时报对北京大学学生和老师的访问，加上对海内外的专家们的访问，给当今的中国大学生们画出了一个多层面的群像：不倾向于抗议，也缺乏像八九年那样的对经济上的不满从而激起抗议；对中国自豪，附体于共产党，但对共产主义没有理念上的追求。

他们对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新闻审查感到困扰，渴望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尽管中共政府试图从中国历史上抹去八九抗议，但是多数学生知道发生了什么。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八位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有七位说，他们设法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被禁的有关天安门抗议的记录片在学生宿舍观看。

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夏晔良（音译，Xia Yeliang）说，从理论上讲学生们是支持民主的，只是他们不愿冒着可能失去未来的风险来争取。一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现在的经济危机使他们前途暗淡，学生的不满就会增长。与八九年相比，有九倍多的学生进入高校。对好工作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去年，每四个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教授苏珊·谢克（Susan L. Shirk）说，在二零零七年，中国大学生有百分之八是中共党员，而在一九八九年只有百分之一不到。而像北京大学这样的优秀学府，百分比还要高得多。但是《人民论坛》发表的一项调查总结说，绝大多数学生寻求入党并不是理念上认同，而是作为找到好工作的手段。

许多受访的学生只有在匿名下才谈到这些，因为政府对校园言论控制依然很严。教授们说，一些学生被分派任务，如果他们听到老师有反政府立场就向管理人员汇报。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所访问的大多数学生要求不指明身份，他们说他们作的评论可能在他们的个人档案中留下负面记录。

一些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中国大学生仍然依赖中共严格审查的媒体获取新闻。但是在数字化的年代，在有七万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又有十六万三千外国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信息挡墙充满漏洞。

一位高年级学生回忆一次令人难受的圆桌会议，会议上他们与二零零七年访问北京大学的外国记者讨论对八九年学生抗议的镇压。她回忆说，他们(外国记者)总是问关于六四事件的事，而我们却一直保持沉默。不是我们不愿意谈，而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我觉得有点羞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我去图书馆去读有关六四的书。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是外国记者写的。

洛杉矶时报22日报导，中国八十年代的活跃人士，他们大多数现在依然涉及政治问题，但他们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态度很失望。

五十六岁的张世和（音，Zhang Shihe）是博客和政治活跃人士。他说：“这是愚昧的一代。他们在喝着可口可乐和看着西方电影中长大，对他们国家的历史几乎从不接触。”

“人权观察”的资深亚洲分析员费利姆·凯因（Phelim Kine）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天安门事件的冷漠是审查制度的结果，而不是有意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