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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张楠北京报导)一项罕见的民间研究显示，造成去年3月中国藏区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并非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组织和煽动，而是藏人在自己土地上被日益边缘化的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性不满。
去年3月14号，西藏僧人从3月10号起举行的和平示威发展成暴力事件。此后，北京当局和中国媒体一面倒地指责达赖喇嘛“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了3/14事件。
不过，民间组织“公盟”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个结论。
*藏族青年面临生存困境*
报告认为，造成3/14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藏人在藏区被边缘化，找不到工作，感到缺少机会的不平等。报告说，收益最大的是外来人口，是非藏族，他们几乎垄断了餐馆、旅店和商店的就业机会。
报告说，3/14事件的参与者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可是这一代藏族青年面临着生存困境。2007年的统计显示，藏族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4年，藏族青年缺乏竞争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根据这份报告，在藏区，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混”，没有学上，没有门路，没有家底，又不愿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里游荡，成为暗流涌动的“不安定因素”。
“公盟”成员去年用一个月时间在西藏自治区和甘肃省藏区，走访了学者专家、僧侣、农民、牧民、艺术家、商人和移民，并撰写出调研报告《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
藏族女作家唯色说，据她了解，公盟成员中有不少是关注西藏问题的律师：“其中包括在去年西藏事件中愿意为被捕藏人提供法律帮助而签名的21个中国律师的好几位。另外还有最近为藏区被捕的藏人提供辩护的两位律师。这个调查报告，它的调研和撰稿都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藏人恐慌及危机感加重*
这份公盟法律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和汉族主导的现代化一下子打开了藏区，剧烈地冲击着藏民族的核心要素-经济生活、权力结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地理人口面貌。
报告说，当和自己的传统认同、生活方式、宗教情感息息相关的土地，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现代化都市”时；当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找不到工作、感到机会的不公平时；当体会到核心价值体系受到剧烈冲击时，藏人的恐慌和危机感就不难理解。
*权贵阶层与民众鸿沟日益加大*
民族区域自治近年来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引发群众不满，比如藏族地区内部权贵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自1959年反抗中共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下去之后，新兴地方权力精英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藏区精英，成为中央政府倚重的治理力量。公盟的报告说，北京赋予这些人很大权力，却缺乏对他们的有效监督。
报告说，“境外势力、藏独问题”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用以掩盖执政失误、压制社会不满情绪的“遮羞布”。
报告援引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的话说，“政府内部有一大群吃反分裂饭的人”，他们为了获得更多权力和资源，利用一切机会打分裂牌，表面上喊反分裂，实际上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这里。
*分析冲突内部原因“难能可贵”*
公盟表示，一场巨大的社会矛盾必然有其内部成因，这项调研就是为了探析3/14这一突发事件的社会土壤。
西藏作家唯色说，在官方一面倒的宣传中，这份报告表达出不同意见，实属“难能可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旦增伦珠虽然认为这个报告太过肤浅，但是肯定了公盟关心国家大事的努力，也表示尊重他们的发言权利。
旦增伦珠说：“现在这种叫民间力量也好、叫草根组织也好，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各种事务，大到国际事务、形象，小到国内的交通事故、环境等等。这个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进步。”
调研报告4月份公布后似乎未能引起广泛关注。上星期，该报告英文版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后，才吸引外国媒体的注意。纽约时报说，公盟理事会成员许永志表示，报告已经提交给政府，但是目前尚未得到回音。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由北大三博士和著名维权律师张星水共同成立的阳光宪政研究中心，2005年重新注册为“北京公盟谘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公益性法律研究，以推进中国的人权、民主和法治。
公盟选择中国典型的前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和立法建议，曾就孙志刚在收容站被打致死案向全国人大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导致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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