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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治犯班旦揭露中共黑狱真相
日期:7/3/2009 来源:国际西藏邮报 作者:国际西藏邮报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7月3日达兰萨拉报导』蛮难猜出班旦的真实年龄,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亚洲人种身上。当他转头朝向翻译员说出他第一手的故事,精确的回忆起他的过往,其实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然而,当他面对听众,眼神却透露着不同年龄的苍桑,让他似乎成了老人一般。

班旦出生于遍波村,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15岁时,他成为德恒寺僧人,并且继承父亲的手艺。“在寺院里,没有单纯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我们去抗议。”班旦解释,1992年5月15日,如何与15名僧人走上拉萨的街头。和平示威进行10分钟后,他们被塞进一辆卡车,被带到古萨拘留中心审讯。“我们被迫面向墙壁,双手举高站立,然后我们大家,不论男男女女,全被剥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他回顾历经5个月酷刑、殴打的羞辱,这是中共公安惯用的手法,以了解示威者的姓名背景。由于示威是自动自发的,并不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背后指使,所以在审讯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但总是招致更为残酷的殴打。根据班旦的说法,经过一个月每日的盘问后,与公安面对面的审讯渐渐减少,2天至5天一次,直到最后判决监禁至札基监狱为止,这座拉萨城里最大的监狱。

“当时我手拿着西藏国旗,连同一名僧人被判了6年徒刑;另外2名僧人,领头抗议,被判了8年;2人被判了5年;3人被判4年;2人被判3年;1人2年;2人1年,不等的刑期。班旦明确的算出刑期并表示,当他告诉外国人他的故事时,他们讶异的惊呼,在大街上大声抗议10分钟,竟然获判8年的监禁。

班旦掰着手指回想在札基监狱,发给囚犯种种规定的小册子,让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完全记住规矩,再以测验来检视他们到底记住了没有,没有通过的就是殴打侍候。2周内,每个人被编组送到一大、一小菜园温室去工作。囚犯负责在菜园里种植蔬菜,刑事犯则负责到生产场所以外贩售蔬菜。“监狱里禁止谈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有时被殴打后开始窃窃私语。”班旦说。

经过两年菜圃的工作后,转为待在牢房里研读中共洗脑式的改造教条。“中国迫使我们写下声明书,说我们改变了关于西藏自由的想法,现在是全新的人了,当我们拒绝,他们就会殴打我们。”班旦回忆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犯被关进牢房,狱警则把大家分成2小组;一组是由“老”囚犯和新进囚犯组成,避免老囚犯受到“坏”的影响。“共有7队囚犯;男、女、政治犯、刑事犯,狱警不断努力让我们彼此竞争:这天他们会说,某队是好的,另一天,某支球队是好的。”班旦说着。

1996年扎基监狱进驻了军队,强迫囚犯军事操演,不从者处罚如下:冬季坐在冰上,夏季裹着毛毯在阳光下曝晒数个小时。班旦曾受过另一种处罚的手段,进行一个月的隔离,暗无天日的待在只有床和排泄洞的小牢房里。

1998年,监狱发生规模最大的动乱,持续了4天,并有5名尼僧和3名僧人遭到枪杀。同时也有一名囚犯自杀,以死明志。伴随着动乱而来的是,无止尽的公安盘问。那时,班旦尚余13天,刑期就满了;但因参加了动乱,他仍然遭到毒打。“佛法,在那个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帮助。”班旦强调说,“当然,我对狱警相当的愤恨,尤其他们不停的殴打我的时候。愤怒自然的生起,不过想想他们只是执行他们的责任,所以尽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据班旦说,西藏人承受很多的苦难,他们相信这是因为恶业所致:“也许,前世我们做了非常恶劣的事。”他平静的表示。

最后,5月13日班旦获释,并移交给他家乡当地的公安局,转回遍波,他在那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只有获得公安的许可才能离开当地。接下来几年不平等和失业的日子,在前往尼泊尔然后到印度后结束,待在印度己经3年了。“我被关进监狱时,我的家人常常叫到公安局去;我来到印度,至今三年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我偶尔会打电话给他们说。”班旦轻松的说着。最近,他在九.十.三学校,完成了一年英语、藏语与计算机课程的学习,将要寻找工作,并期许家乡的未来可以更为美好,虽然“这是我们年代里,经济极其困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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