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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7月3日达兰萨拉报导』蛮难猜出班旦的真实年龄，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亚洲人种身上。当他转头朝向翻译员说出他第一手的故事，精确的回忆起他的过往，其实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然而，当他面对听众，眼神却透露着不同年龄的苍桑，让他似乎成了老人一般。
班旦出生于遍波村，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15岁时，他成为德恒寺僧人，并且继承父亲的手艺。“在寺院里，没有单纯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我们去抗议。”班旦解释，1992年5月15日，如何与15名僧人走上拉萨的街头。和平示威进行10分钟后，他们被塞进一辆卡车，被带到古萨拘留中心审讯。“我们被迫面向墙壁，双手举高站立，然后我们大家，不论男男女女，全被剥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他回顾历经5个月酷刑、殴打的羞辱，这是中共公安惯用的手法，以了解示威者的姓名背景。由于示威是自动自发的，并不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背后指使，所以在审讯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但总是招致更为残酷的殴打。根据班旦的说法，经过一个月每日的盘问后，与公安面对面的审讯渐渐减少，2天至5天一次，直到最后判决监禁至札基监狱为止，这座拉萨城里最大的监狱。
“当时我手拿着西藏国旗，连同一名僧人被判了6年徒刑；另外2名僧人，领头抗议，被判了8年；2人被判了5年；3人被判4年；2人被判3年；1人2年；2人1年，不等的刑期。班旦明确的算出刑期并表示，当他告诉外国人他的故事时，他们讶异的惊呼，在大街上大声抗议10分钟，竟然获判8年的监禁。
班旦掰着手指回想在札基监狱，发给囚犯种种规定的小册子，让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完全记住规矩，再以测验来检视他们到底记住了没有，没有通过的就是殴打侍候。2周内，每个人被编组送到一大、一小菜园温室去工作。囚犯负责在菜园里种植蔬菜，刑事犯则负责到生产场所以外贩售蔬菜。“监狱里禁止谈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有时被殴打后开始窃窃私语。”班旦说。
经过两年菜圃的工作后，转为待在牢房里研读中共洗脑式的改造教条。“中国迫使我们写下声明书，说我们改变了关于西藏自由的想法，现在是全新的人了，当我们拒绝，他们就会殴打我们。”班旦回忆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犯被关进牢房，狱警则把大家分成2小组；一组是由“老”囚犯和新进囚犯组成，避免老囚犯受到“坏”的影响。“共有7队囚犯；男、女、政治犯、刑事犯，狱警不断努力让我们彼此竞争：这天他们会说，某队是好的，另一天，某支球队是好的。”班旦说着。
1996年扎基监狱进驻了军队，强迫囚犯军事操演，不从者处罚如下：冬季坐在冰上，夏季裹着毛毯在阳光下曝晒数个小时。班旦曾受过另一种处罚的手段，进行一个月的隔离，暗无天日的待在只有床和排泄洞的小牢房里。
1998年，监狱发生规模最大的动乱，持续了4天，并有5名尼僧和3名僧人遭到枪杀。同时也有一名囚犯自杀，以死明志。伴随着动乱而来的是，无止尽的公安盘问。那时，班旦尚余13天，刑期就满了；但因参加了动乱，他仍然遭到毒打。“佛法，在那个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帮助。”班旦强调说，“当然，我对狱警相当的愤恨，尤其他们不停的殴打我的时候。愤怒自然的生起，不过想想他们只是执行他们的责任，所以尽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据班旦说，西藏人承受很多的苦难，他们相信这是因为恶业所致：“也许，前世我们做了非常恶劣的事。”他平静的表示。
最后，5月13日班旦获释，并移交给他家乡当地的公安局，转回遍波，他在那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只有获得公安的许可才能离开当地。接下来几年不平等和失业的日子，在前往尼泊尔然后到印度后结束，待在印度己经3年了。“我被关进监狱时，我的家人常常叫到公安局去；我来到印度，至今三年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我偶尔会打电话给他们说。”班旦轻松的说着。最近，他在九．十．三学校，完成了一年英语、藏语与计算机课程的学习，将要寻找工作，并期许家乡的未来可以更为美好，虽然“这是我们年代里，经济极其困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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