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有1万多中国腐败官员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许多人至今逍遥法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上述报告是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新华社本月13号的一篇文章则披露了中国贪官外逃的种种伎俩。不少贪官早就有出逃准备,于是先把家属在国外安顿好,一旦自己的问题东窗事发,他们就潜逃国外,由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欧美等国的移民。
贵州权益人士陈西表示,国家对外开放的局面给了贪腐分子以可乘之机:
“护照实际是国际社会的身份证。那么现在在走向地球村,国际化的时候,护照实际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容易得到的。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就说新华社报导他有九本护照。中国的贪官呢他是看到国际大环境有利于他们贪。比如他们就生出一个怪点子,国内叫‘裸体’做官。那么这些官员们呢事先把自己的家里安排好了,子女安排好,到国外去。他自己在这里打拚。所谓的‘打拚’就是在这里边猛捞钱。一旦发现对他们有什么不利的就脚底抹油—跑了。”
在被问到对于中国反腐防腐有什么好建议的时候,陈西表示:
“在目前一党专治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的。也就是说,除非能够动员起民众已任以制度上的一种有效的制衡、制约才可能有效地制止这个贪官。”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表示,中国官场腐败在全世界比较突出,根子在政治制度:“贪污的问题应该说绝对的避免是不现实。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但是在中国这种大范围的贪污比绝大部份其它国家我想问题都特别突出。那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第一方面,还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大伙都明白,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那么就是中国自己选择的这种政治体制以后,然后必然因为他没有政治的替代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苏教授表示,中国一些在逃贪官利用了西方司法制度对人权的尊重:
“西方的司法应该说是它独立于政府政体之外的。它有一套的程序。实际上西方的法律,更多的设置是为了保证每个人能够公平的对待。同时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公正、公平同时它可能使得保护这些政权的人,能够充分利用这个东西拖延好多时间。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呢都解决不了。”
苏教授说,也许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配合中国抓捕、遣返在逃贪官方面不够积极,但是要知道:西方国家有一个认识:中国官场贪腐的根子在于它的制度。不过,一些西方政要已经开始表态,表示不希望他们的国家成为中国腐败分子的庇护地。
贵州权益人士陈西表示,有人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中共就会亡党,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普遍存在的贪腐也使得中共党内的贪腐分子纠集成一个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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