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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政治任命官员自愿减薪5.38%，以体现在经济低迷期间与市民共渡时艰的意愿和决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去年经济开始滑坡以来，中国内地某些地区公务员的工资不降反升。更有甚者，政府官员公款消费的现象愈演愈烈(内地称之为“三公消费”，指的是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和公款吃喝这三种公款消费)。
油价涨了，公车能“戒驾”吗
近年来，越来地多的官品公款出国考察事件被曝光，遭到公众的谴责，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关注政府资金的走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十1》节目中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文所提到的“三公”费用一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中央政府没有花大力气来制止这股歪风邪气，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一份通知，禁止用公费变相出国旅游。去年5月到11月，全国制止违规出国(境)团组550多批，近4000人次。今年，因公出国经费预算被压缩20%。被曝光丑闻所涉及的官员已经被撤职。
但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当前的惩罚力度对违纪官员来说太轻了。
加大惩罚力度也许会收到成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道义上的谴责是必要的，却不能取代监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改革的重点一目了然：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但从实践上说，这些理念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首先，中国的财政体制过于复杂，难以管理。它不但包括“预算内”体制和“预算外”体制，还包括一套处理各种乱收费所得的“体制外”体制。
顾名思义“体制外”收入并不受地方人大或人民政府的监管。据报道，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说，土地出让收益决不能成为市长的“零花钱”。这番话暗示，政府官员擅自使用土地出让收益其实已经司空见惯。
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至60%。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零花钱”。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没有统一的财政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监管。
眼下，监督地方政府预算是各级人大的职责。但一部分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大代表发现，预算报告令他们无法理解。
虽然听起来很困难，但中国各级政府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确保所有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要知道，对腐败的反感和愤怒能够带来改革，而财政体制改革将成为让中国走上正轨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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