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七月五日乌鲁木齐爆发骚乱以来，法国各家报纸和杂志一直给予较高的关注程度。但和去年的西藏3.14骚乱不同，法国媒体对新疆问题的态度较为谨慎，立场也较为克制，一方面批评骚乱中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也始终怀疑政府扮演的真正角色。

《观点》杂志派驻新疆的特约记者卡洛琳-普埃勒发表了题为“新疆事件真相（Ce qui s’est vraiment passé au Xinjiang）”的长篇报道。文章开头就介绍了一位名叫童媛（音）的普通汉族游客在乌鲁木齐的恐怖经历。新婚不久的24岁的童媛和他的丈夫来到乌鲁木齐，7月5日晚上正乘坐公交车来到市中心时，突然被二十多名维吾尔人围攻。童媛头上被重重打了一棒失去了知觉。当她苏醒的时候，当地一名回族妇女悄悄把她带回了自己家里，当天夜间，她们联系到警察并把童媛送到医院，经检查，童媛头部、脸部挫伤，双手骨折，然而更严重的是，他的丈夫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据普埃勒了解，在7月5日当天，这家医院一共接收了362名伤员，其中70%是汉人，有二十多人伤重不治。据一位医生介绍，汉人都是被袭击者用棍棒打伤，而维族人是被警察开枪射伤。但是在7月7日的第二波暴力袭击中，汉人开始报复，这次送到医院的伤者大部分是维族人。

同大多数外国观察者一样，普埃勒也介绍了新疆地区的战略位置、矿产资源、人口变迁和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以及先前发生在广东韶关的维汉工人冲突。据当地人说，冲突的消息传回新疆后，六月底就流传一封公开信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但地方当局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答复。7月5日下午六点多，大约200名维族人聚集在乌鲁木齐解放路上举行和平示威。根据流亡维吾尔人的说法，警察试图用暴力驱散示威者，而据当局说，示威者自己分散成三三两两的团伙，演变称暴力活动。

普埃勒把这次骚乱的根源归咎于长期积累的挫折和紧张关系。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维族工人和农民，也不大讲汉语，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的二等公民，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情况更加恶化。

但是作者也承认，关于骚乱事件还有很多模糊之处：为什么在一个互联网控制严密的国家放任矛盾滋长？为什么无论在韶关事件，还是7月5日，或者汉人的报复行动中警察都行动迟缓？甚至于，是否有一些负责人故意放任局势恶化，以便为强化控制制造借口？进一步而言，普埃勒还把新疆骚乱和胡锦涛在广东发动的反腐败行动相联系，猜测2012年胡锦涛之后的接班战已经打响，人人都在揣度下一步棋……

和《观点》周刊不约而同地把新疆和中国高层政治联系起来的，还有《新观察家》周刊上奥利弗-旺盖的题为“胡锦涛政策的失败”的文章。旺盖直接了当地挑明了新疆第一把手王乐泉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特殊关系：胡是王的保护人。1989年胡锦涛因为镇压西藏骚乱而得以高升，王乐泉也在效仿胡锦涛。旺盖把王乐泉比作波斯帝国的行省总督，据说他把自己的孩子和亲信安插在管理富饶资源的各大公司高层。此外，王乐泉还大力发展工业、严格控制少数民族宗教、将少数民族文化边缘化、大量移民汉人进疆，并美其名曰“孔雀西北飞”。在文章结尾，旺盖的结论是：眼下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还不会撼动官方的方针，但是这种事件如果不断发生，最终会对2012年胡锦涛的接班战产生影响。

除旺盖的文章外，《新观察家》还刊登了另外三篇关于新疆局势的文章，驻新疆的特约记者赛格尔登综述了新疆骚乱的始末，并特别强调了正在维汉民族之间滋长的仇恨情绪。奥利维-王的文章介绍了“维吾尔人之母”热比娅，诺戴的文章题为“关于骚乱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新疆是中国人的吗？为什么维吾尔人要反抗？为什么新疆对于中国很重要？就第一个问题，诺戴并没有质疑中国对新疆的主权，但是强调了宗教和文化的不同，以及民族比例的变迁。关于第二个问题，诺戴强调了维吾尔人对于现状的不满，特别是在文化、宗教方面遭受歧视，没有真正的“自治”权利。但是作者也没有否认有一部分维吾尔人转向暴力活动，甚至恐怖主义，但是作者认为这部分人数量很有限。至于第三个问题，作者图文并茂地解释了新疆地区相对于西藏、内蒙以及中亚国家的地缘状况，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