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最近晋升三名上将，当中包括在“文革”中被斗垮的已故中共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刘少奇幼子刘源。对此，评论家有种种看法。说刘源同习近平本是伙伴，如今习近平已是皇储，岂能冷落他的哥儿们？或认为胡锦涛对太子党本存戒心，但戒中有惧，拣个平时低调的太子登上军阶之顶（大将和元帅的军阶已进入博物馆），藉以笼络军心和平衡不同势力。各种说法，均有根据。但溯本求源，可以用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解释：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

六十年前今日，中共忙于举行开国大典，也忙于更换招牌，“人民”标签满天飞。除了厕所和监狱外，什么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邮政、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政府、人民领袖、人民币……，“人民”二字，声震寰宇。但六十年中共治国的事实证明，人民只是当权者眼中的刍狗。太子们才是狼，本该处处吃肉。最近有材料统计，大陆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为55倍，3220名亿万富翁中，超过九成是太子党。太子党腰缠钱串子，手中还端着枪杆子，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高级将领，以及重要职位中，85%以上是元老高级将领和高干的子弟。

刘源七岁入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当时北京有两所顶尖的高干子弟学校，一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才能进的育英小学，另一所是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办的“十一”小学（“十一”借指国庆，不是排号），后增设初中，改名十一学校。当时老百姓视这类学校为极端特殊化的寄宿制贵族学校，极为反感。笔者从1962年调入十一学校当英语老师，“文革”中，参加了“首都砸烂高干子女集中寄宿制战斗队”，留下了一份学生“文革”前在作文和日记中反映思想状况的实录。现在看来，这份油印小册子，颇有资料价值。因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何况这是“太子们”上初中时写下的。为节省篇幅，只摘取二十条，首发于下：

一、好多同学的爸爸都用小轿车来校接他们回家，我也叫爸爸用小车接送我。有的同学说我爸爸没有警卫员，心里非常生气，埋怨爸爸才是个大校，官太小了！

二、每想到自己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是将军，不禁产生一种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情绪。和家里人坐汽车出去，总愿意在车旁多站一会儿，让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家的汽车。走到哪里都希望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可以自豪地回答：“是中将。”别人一定会很羡慕我。

三、爸爸是老革命，儿子是小革命，学校又讲“老子英雄儿好汉，将门出虎子。”我就认为我们一定能当国家领导人。

四、我小时候就挺关心父母的官职，常常谈论什么大将啦，元帅啦，也常常以父母的官级来作为打架、吵架的资本。我很希望爸爸升官。

五、我总觉得老子英雄儿好汉，爸爸是老革命干部，思想觉悟十分的高，我看到别人在学毛著，读红书，便想：他们爸爸没有我爸爸好，所以学些红书好武装自己。我觉得学政治没意思，别人学习的时候，我就在外边玩。

六、出身于革命家庭，政治上没问题，就是不要求进步，也是红的。

七、人生在世，吃喝玩乐。成名成家，留名百世，干一番大事业。安逸，有钱，有名气，小洋房，小汽车等，才算幸福。

八、如果能到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其工作，那里没有寒冷和酷热，没有阶级斗争，该多好！

九、总想让社会回到古代，那样自己也可以当小姐。资产阶级小姐似的生活，是人最大的幸福，宽敞而高大的楼房，干净而整齐的庭院，细致精巧的室内摆设，如果我能这样度过一生，将是多么幸福，这才没白活。

十、我的理想差不多都是中央委员，党委书记，就没想当一个普通劳动者，

十一、我从小就觉得我生活得很好，主要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所以我也想当一个象爸爸那样的“兵”（中将，副部长）。

十二、我的最高标准是：有科学家一样的名望，有将军那样的生活，有记者那样的自由自在。

十三、人为什么要死啊，在十几年前还没有我，我不知道有世界，几十年后我将同样不知道有世界，世界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要是真有长生不老的药多好啊！

十四、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红”不行，于是把“红”挂在外面，当金字招牌，只有“专”才是自己的。我看到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受到高的待遇，认为是他们有本钱，因此自己也想积累点本钱，有了“专”就有了一切。

十五、想当钱学森，造原子弹，最有名，拿钱又多。

十六、学习是为了自己父母，所以没一点动力，又是迫不得已，也刻苦一点，得几个好分，回去好交账。

十七、我从心底认为农民最封建，最落后，农村象农民一样没有任何留恋。它在我心目中好像垃圾一样，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

十八、看农民不熟眼，连抽烟也看不惯，老爱拿烟袋锅，别扭！农民爱穿黑衣服，也觉得讨厌。

十九、我还特瞧不起农民，我就觉得他们又脏又臭，更讨厌他们的孩子，个个黑黑的，跟煤球似的，流着鼻涕，怪恶心的。

二十、我二娘在乡下，给我做过很多鞋子和衣服，我嫌太土气，是十八世纪的。

平心而论，他们童言无忌，比起炫耀新衣的老皇帝们来，倒有可爱处。问题在于，他们的父母，骨子里都是一味溺爱并助长他们这种特权思想的。在“文革”中，他们宣扬“血统论”，沦为“联动”成员，草菅人命。当北京市民要求清查联动份子孔丹时，中共元老陈云曾批示： “孔丹（按：孔丹是中共中调部长孔源的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不是清查对象。”陈云还讲过：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

刘源就学于育英小学时，校长叫韩作黎，他以“访问家长”名义同刘少奇谈过话。约1965年，韩作黎来十一学校讲过一次话（此时他已升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当谈到教育干部子女不要脱离群众时，他拿出了他的得意之笔：“少奇同志告诉我：‘你们要敢于向家长做斗争。’”其实刘少奇对他讲的是“场面话”。“文革”开始后，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论被公开出来，即干部子弟可以开始到基层工作，这是吃小亏，积累了政治资本后，自然可以进入中央领导层，这叫占大便宜。在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批倒批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时，这条“吃小亏占大便宜”论被称作“市侩哲学”。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对刘少奇的平反，也证明了此论在中共独裁机器运作过程中的“真理性”。刘源是从公社小干部起步，步步登高的，薄熙来，习近平，也是一样。至于老百姓的子女，佼佼者多的是，但由于缺乏狼族裙带关系，要想占要津，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