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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本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围绕中国的活动有500多场。但是，在书展正式开幕后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官方的代表和所谓的中国异见作家各聚一处，相互之间缺少交流。在一场有关书籍能否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会上，中国异见作家戴晴，旅居美国的作家贝岭，生活在德国的记者史明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记者与正在书展进行采访的苗子作了电话连线。
主持人：苗子，你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第一天进行了一场讨论会，关于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你能介绍一下这次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么？
苗子：这场讨论会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主持人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达扬。讨论的最开始，达扬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诗人或文学是否可以代表社会良心。
美国和台湾的诗人贝岭表示，诗人并不需要天然地承担社会良心。但一方面，诗人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而且诗人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因此对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的历史事件有非常快的反应。而且如果在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创作会比小说等等反应更快。另一方面，诗人和诗人的创作又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我们知道在书展之前的法兰克福讨论会发生过的一次风波，会上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提出质疑，贝岭和当时的另一位异议作家戴晴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贝岭就明确地表示他只是发出他自己的声音、个人的声音，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要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意见。
主持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而且中国今年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人数大概有千人以上，而且其中很多是作家和出版社的代表。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是否就能说明中国的文学是处于一个非常繁荣的状况？
异议作家戴晴就表示，人多不一定就能反映繁荣，因为我们要看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写的是什么作品，他们是否生活在民间，是否能够代表民众的声音，而且他们是否有过被当局监禁的经历。戴晴同时回顾了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文学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性的声音在发出。人们首次可以谈及爱情、亲情，以前这种关于感情的东西都是很少被提及的。
另外，到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盛行。但是在六四之后，按照戴晴的话说，报告文学是全军覆没，她大概介绍了一下这样的发展历程。戴晴还表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商业化还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上海宝贝》等等这样的文学似乎繁盛过一段。但是她认为，这种繁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在等待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震撼灵魂的文字的出现。但是戴晴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她认为许多历史事实现在仍然没有被公开。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来有一些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等待这些历史事实的公布，然后我们才能期待有真正这样震撼人的文学的出现。
主持人：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场讨论会围绕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答案是"是"，但是中国文学现在是还没有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人们正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苗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尤其在中国社会当代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商业化的趋势，还有当局的一些管制措施。参加讨论的代表也都表示，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的是高官厚禄，假如你按照当局的路线来写作。另一方面，如果你写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可能会受到打压。这样的话，作家本身如果真的想写一些这种文字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戴晴表示，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真正震撼灵魂的文学作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非常严酷的条件。她说，这些作品并不是没有出世，而是在抽屉里，在电脑里，在人们的心里。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创造这样的作品，只不过他们一时没有发表出来，并不能说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这样能够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够震撼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作品出现。
主持人：中国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地位宣扬中国的文化，达到宣扬中国软实力的目的。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苗子：生活在德国的自由作家和记者史明就表示，尽管中国期望通过书展达到宣传中国的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样的目的，但是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可能与这种期待恰恰相反。因为从中国作为主宾国这次展示的文学来看，就可以看到，其实展出的许多作品，包括小说都非常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小说。在报告文学方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陈桂棣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书并不是中国官方推出的作品。相反，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王兆山，德国媒体也有报道，他在汶川地震之后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江城子》。但是其中写道"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等等，可能大家也比较了解。像这样的诗作在中国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在德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很难想象，这样的代表，或者说他曾经写过的这种诗作，能够起到宣传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积极的作用。
记者：乐然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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