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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主编胡舒立去留成为海内外同行关注焦点。
中国倍受尊重的商业刊物《财经》杂志管理层近期的“地震”引发中外媒体关注，并成为中国网民热议话题。
有分析人士指出，《财经》高管率众出走事件实质上体现了资本逻辑和新闻理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对矛盾的爆发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中国媒体领域开了先河。
据多家媒体报道，事变主要原因是胡舒立与母公司在杂志未来发展方向和编辑理念上的分歧深化。
《财经》已经享受让大部分同行羡慕的采编自主权。但主编胡舒立希望从投资方争取到更多财务预算和管理的控制权，以实现其开拓网络领域等发展计划。
这与母公司的保守商业策略和政治态度等产生冲突。
矛盾激化
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双周刊在中国媒体行业占据独特地位。普遍认为它打破了中国财经新闻高度专业化的传统，以犀利、独特的风格，揭黑幕、闯禁区的技巧和编辑方针迅速成为国内最受尊重且盈利骄人的商业刊物。
《财经》的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由王波明掌舵，其成员大都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留洋，学成回国后在经济、金融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黄煜说，他记得胡舒立曾表示过希望通过进一步网络化、提供收费的财经专业讯息服务和变双周刊为周刊等需要大量投资的措施，使《财经》得以跟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Economist）、《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相提并论。
而作为本质上政治保守、遵循资本逻辑的投资方在杂志前十年取得商业和专业双成功后，更希望商业方面按现有模式和资本逻辑稳健经营，政治上“少惹麻烦”。
采编团队如希望秉持创业之初赖以立足和成功的新闻理念及新闻实践，包括触及资本和权贵利益的深度报道带来的政治风险和叵测前景，必然激活资本逻辑和新闻理念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先天缺陷？
那么《财经》创办十一年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人民网”引述北京媒体行业观察人士的话说，《财经》杂志在体制上存在先天的缺陷，规则不完善；创业之初“大家为了理想、为了事业，将就这些不完善的存在。”
发展成熟后，当年埋下的体制不顺问题就会显露。到了筹措未来的发展时，冲突就难以避免。
香港浸会大学的黄煜说，创业初期投资方希望杂志成功，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采编部门选择了深度调查、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揭露社会和官场腐败现象，以改革先锋的势态实践这种新闻专业主义。
当时投资方认可这些策略。主编胡舒立得到不受干扰的采编自主权。但她现在要争取更多财权，且发展理念又未必跟资方合拍。
政治风险
黄煜认为，这确实是现在矛盾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网络化、信息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单靠纸媒体盈利已经落后于时代。但在网络领域谋求大的发展，意味着风险投资色彩较重的资源的大量投入，短期难见回报，巨额亏损的可能性也很大。
而且，投资方现在已经不再像早年创业时期那样愿意大量投资，而更看重收获。
从《财经》揭露黑幕、针砭时弊的专业主义角度来说，难免触犯某些资本的利益，树敌招恨。
“当《财经》越来越成为众多名牌、基金、大银行、大企业的广告首选媒体时，这些当然就成了风险考量，”黄煜解释。
他补充说，尤其因为国内对媒体的规管就像橡皮筋，松紧也没有定规；加上胡舒立这样一个“不听话”、曾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纽约客》杂志语）还要坚持新闻理念，那风险就更大。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财经》事件双方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无非是要重写游戏规则，一方过于强势，另一方也不善谈判。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财经》事件说明中国媒体已经不单单受党和政府（公权力）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媒体现在受到公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影响。
事态发展
9月下旬《财经》双周刊总经理吴传晖和经营团队近七成员工先后辞职，母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一时间接任总经理职务。
10月14日《财经网》公告确认人事变动，但声明杂志运行正常。
新总经理戴小京来自“联办”核心管理层。他日前呼吁“以平常心看待胡舒立的去留”。
胡舒立到目前为止仍未宣布自己的决定，也没有在媒体露面。
官方的“人民网”10月15日引述消息人士称，胡舒立可能不久将离职，资方甚至已初步选定其接班人。
关于她和《财经》编辑团队的去向有多种版本的传闻，包括她很可能辞职带领采编骨干另起炉灶，且已有多名投资者愿出资助她创办新刊物。
北京一名资深媒体业者告诉BBC中文网，胡舒立“就是想走了”，但不能排除事态在最后一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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