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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
前些日子，网上有篇文章披露了中国核试验受害老兵在沉默半世纪之后的控诉。当年，全中国都受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催眠，为“我们国家”拥有了原子弹而欢呼雀跃。参加试验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欺骗无知再加上虚妄的自豪感，激发出一种舍生忘死的亢奋。天上空军穿越蘑菇云，地上陆军在核爆现场策马狂奔，科学家挥舞着毛语录狂呼万岁……这些镜头，我们当年都亲眼见过。半世纪过去，老兵们才开始控诉自己付出的惨痛代价。当时派驻新疆罗布泊核试场的8023部队，就曾经徒手捡拾放射性碎片，清洗飞过蘑菇云的飞机，收拾核爆之后的残余物。多年之后，这些士兵都患上怪病，很多人早死，甚至祸延子孙。
另一条可与此互为印证的消息是，日本放射线防护情报中心代表、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教授高田纯教授近期所发表的一个报告。高田纯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在32年间进行了46次核试验，总爆炸当量达到2千万吨， 给周边居民带来巨大的健康损害和环境污染。最大型的核试验曾达到4百万吨级，爆炸力相当于前苏联核试验的10倍。据中国内部文件透露，有129万人受到核辐射，其中死亡达75万人之多。
日本中亚史专家金子民雄先生曾深入塔里木沙漠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据他回忆，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眼睛不停流泪，泪中渗着血，喉咙难受，鼻子还流血。核辐射后遗症多年后还困扰着他。
具体死亡人数是不是有75万人之多，没有不同的消息来源加以证实，我尚不能肯定。但是中国核试验之野蛮之无人性，却是我早就了解的。
新疆核试验场中心叫黄羊沟，距离人口稠密的库尔勒市和焉耆县以及近百万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仅仅270公里，距核试验场后勤城市马兰仅180公里，距新疆生産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仅127公里。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怵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髮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的尘埃，已随风飘到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场数百里之内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新疆军区生産建设兵团二师三十六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作这种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三十六团近万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
从六十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直到今天，中国官方媒体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宣传核武的“伟大成就”，对核污染则守口如瓶。第一次原爆试验时驾机穿过蘑菇云的三位飞行员和几次进入现场收取样品、资料的大量军人和科技人员，入党记功上光荣榜，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但不久之后，先后得上了莫名其妙的不治之症，被送往浙江的一个疗养院，永远没有告诉社会发生了什么。一些领导核试验的上层人士，如张爱萍、聂荣臻、宋任穷、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等，仅在回忆录里透露过少量核污染情况及自己的顾虑，多半是面对历史罪责以期自我开脱而已。
所有消息均受到严格控制。
每一次核试验都不通知当地政府和人民。
仅仅有一次例外——首次氢弹试验。大约当局深知氢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破天荒事先通知了当地政府，令地方政府安排全体职工和居民放假一天。而所有的防护措施不过是不要出屋，把窗户贴上“米”字形纸条，把暴露在室外的食物用麻袋和帆布加以覆盖。直到试爆前一天，居民才得到通知。人们毫无撤离的可能，只有躲在屋里，等待可怖的夹带着热风的“滚地雷”隆隆扫过。
在这种视个人生命如草芥的制度下，身居高位的中共官员也无法免受核污染的危害。每次核试验，基地都要邀请巴音郭愣自治州党政军首长和军垦农二师首长观看，并设宴庆功。但这些官员却想尽办法，以生病或开会加以推脱。
1985年12月6日，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学生及民衆游行示威，其中的一条要求便是停止在新疆进行核试验。示威立即遭到禁止，并逮捕了数人。由于官方持续严密的新闻控制，时至今日，新疆核试验污染之严重仍然鲜爲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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