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的角度，此次六十周年庆典最为人关注的大概是威武显赫的北京大阅兵。不过，对于这场大阅兵的解读则可称之为众说纷纭。说炫耀军力者有之，说标志崛起者有之，说展示民族意志者有之，说独裁游戏者也有之。总体来看，尽管存在不同评说，但对庆典仪式的总体评价在两个层面仍然是比较一致的。第一个层面是庆典传达的可以称之为法西斯美学的气象。这是一种通过方阵正步、金戈铁马、整齐一律、规模与气势所表现出的统一、服从、集体意志、国家至上等价值符号。 第二个层面是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庆典而却将人民排斥与仪式之外的事实。

不过，在阅兵仪式之外，此次庆典还有一个虽被广泛注意，但却缺乏深入分析的细节，即中共前一号人物江泽民高调参加庆典，以一介平民之身同胡锦涛共同阅兵。如果将这一安排看作是中国敬老文化的体现的话，人们却可以问为什么同属于中共前领导人的乔石、万里均未参加仪式。海外评论认为，江泽民以仅次于胡锦涛的位置参与庆典，显示江泽民在党内仍存影响力。这一事实也可能显示直到目前为止，胡锦涛还没有完全摆脱江泽民的权力干预。

从中共政治传统入手分析，已退休的领导人退而不休本是常例。邓小平是最好的例子。1989年八九学运期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没有多数常委同意的情况下，撤销了赵紫阳党的总书记的职务，最后导致八九年六四屠杀学生惨案。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制度已经不是典型的共产极权制。典型的极权制度是国家领导人终身制，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是例子。正是由于终身制的弊端，1978年邓小平主持的中国改革开放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功的进行了改革。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曾经是中国改革引以为傲的功绩，也是使世界对中国改革刮目相看的重要因素。然而，废除领导终身制的中共，并没有完全解决领导继任问题。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领导终身制的延续。从这一角度，江泽民出席六十年庆典，同样是领导终身制的延续。也许，江泽民今天对中国高层决策的干预已无法同邓小平的垂帘听政相比，但同样表明了中共继任问题无法制度化的现状。这也同时是为什么海外舆论十分关注习近平是否能够成功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原因。

同民主国家不同，中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一政党的合法性不来自于民主选举。如果说暴力的胜利可以是一种历史的合法性的话，这一合法性不可以给予中国共产党永远执政的合法性。正是为了弥补这一合法性的缺失，中共需要改革，尤其是需要政治改革。八十年代废除领导终身制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改革上走出的一步。然而，共产党权力改革死结之一不是不能在特定的时候实行特定的让步，如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废除领导终身制。极权体制改革的死结恰恰是无法将改革制度化，从制度上、程序上永久杜绝人治与专横发生的可能。如果当年毛泽东遵循中共自己的党章，刘少奇就不会被迫害致死，如果当年邓小平遵循自己的改革承诺，六四惨案也许就可以避免。今天，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的出现所显示的既是中共相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制度改革的倒退，也是中共无法进行制度改革的根本症结。从极权主义内在逻辑看，制度化、程序化，正是极权的死敌。


── 原载 法广 雅尼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