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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融时报》 吉密欧 译者： 何黎
李德站在故居的废墟中，身后的落日下是她家的祖先坟。在讲述到一家人为给中国政府最新的特大工程项目让路而搬迁的经历时，她失声痛哭。李德的家位于河南省农村，不久就将淹没在一座水库下。这座水库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渠首。
“（政府）口口声声说叫我们去发家致富，”李德哽咽着说道。“看我们（在那儿）多苦，看看那地是啥地。”
为了给该水库和输水总干渠让路，共有44万人需要搬迁，李德属于首批移民之列。这条总干渠将把中国南部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资源运送至干旱的北部平原——以及北京。
这项工程带有毛泽东时代妄自尊大的痕迹，与现代中国环境并不十分契合——中国政府正齐心协力，治理本国伤痕累累的环境，推进其绿色革命。
对于北京方面而言，为了给一些宏大的面子工程让路而让数十万人搬迁，如今也变得更加困难。随着中国国民更加富有，组织性更强，要求基本权利的行动愈发快捷，中国政府越来越小心，谨防激起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免发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政治敌对运动。
但大部分为科班工程师出身的中国领导人，不顾甚至是内部专家的反对意见，仍坚持推行这项工程。一些内部专家表示，这项工程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而且可能无法实现预定目标。
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在工程东线，政府沿着古老京杭大运河修建了40多座巨大的抽水站，将数十亿立方米计的水抽引北送。在1400公里的中线工程，总干渠有一段要从奔腾的黄河河床下的隧洞中穿过。
与此同时，工程师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在青藏高原上向西修建一条1000公里的水道。这需要炸通一些世界最高山峰，将水从长江上游调往黄河上游，从而首次将两大流域连接起来。
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但中国官场的政治使得领导层不可能中止项目，因为这样会让外界质疑其前任的信誉和共产党的合法性。不过，或许标志着重大改变的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方面正在重新考虑西线工程的可行性，部分原因在于工程挑战和过高的成本，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政界精英们认识到，以往的特大项目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后果。
南水北调工程是20世纪中国的象征，已经过时了，与现任政府强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调不符。在西方人听来，“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等名词可能有些抽象，但各级政府一再强调的这些说法，是新官方哲学体系的基石。这些话体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其领导班子的行动决心——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更可持续、更环保的理念，更合理地分配财富，注重提高7.5亿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与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全球最大水电站项目——三峡大坝一样，南水北调工程是胡锦涛的前任遗留下来的。它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批准：中国共产党体制之父——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1952年，在视察黄河流域期间，这位“伟大舵手”发表了将产生深远影响的言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这或许只是一句即兴之言。但可以肯定，毛泽东的下属对此铭记在心。工程师们开始制定规划，将长江之水引入干旱的北部及逐渐干涸的黄河。不过，直到2002年，胡锦涛的前任才批准了这项工程，工程预算约5000亿元人民币，将此视为自己最后的政绩之一，从而为工程的上马铺平了道路。
批评家表示，中国政府支持代价极其高昂的南水北调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通过保护水资源来应对国内水危机的计划——中国拥有全球22%的人口，但人均水资源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表示：“中国北方之所以会以如此不可持续的方式过度用水，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这项工程，因为政府和民众期望从南方调水能满足短缺。但如果不限制北方的用水，即使南水北调工程增加了供水，仍会面临很大的缺口。”
居住着4.4亿人口的华北平原缺水现象最为严重，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462立方米，远远低于联合国人均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标准。在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这一水平仅为292立方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3%。日益严重的污染使水危机进一步恶化——60%受检测的河流和湖泊不适宜饮用或人类接触。
然而，尽管水资源短缺，中国人用水却十分浪费。每4美元的经济产出，就需要1立方米的水——大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在北京，有1700多万人处于缺水状态，但浇灌充足的高尔夫球场和水景却比比皆是。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将奥运场馆“鸟巢”转变为冬季运动公园，覆盖逾2万平方米的人造雪。
李德和她的邻居处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上。他们感到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让他们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中搬迁至肮脏的蜗居，以便首都的特权精英们能享受水景和滑雪？
目前仅有2.3万人服从了搬迁安排，政府发起了传统的宣传攻势，说服剩下的村民和平搬走。但在英国《金融时报》进行的数十个采访中，那些已经迁走的村民表现得非常愤怒和不满，他们表示，自己拿到的补偿金不够，政府官员对他们的悲惨处境漠不关心。当所有44万新移民都搬迁完毕，家园被摧毁时，他们的愤慨和怒火可能会成倍上升。
随着中国民众更加富有，他们也变得更加自信，在反对直接影响到自身生活的工程项目时，也更具组织性。在近来发生的诸多案件中，城市居民成功阻止了政府在自家附近建造化工厂，而在农村地区和更偏远的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暴力示威的频率近年来急剧上升。政府官员们私下里承认，中国爆发严重社会骚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他们尽力完成工程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尽管如此，计划于2013年竣工的中线和东线工程仍进展顺利。但由于京杭大运河沿线严重的工业及城市污染，东线工程面临着一些难题，有可能延期完工。据知情人士表示，拥有1200万人口、距北京一小时车程的港口城市天津政府已拒绝从东线取水，因为官员们担心水污染太严重，不适合饮用。
南水北调一期工程成本估计为2550亿元人民币，批评家表示，这是政府无法彻底叫停工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表示，地方政府官员依赖这些资金来提供就业和经济增长，更不用说还有机会收取回扣。中央政府无法大幅降低工程规模，同时又不会严重削弱自己在下级政府中的权威。
面对过高的财政和人力成本却无力叫停，为此，政府已改变了让反对者闭嘴并推进建设的理由。一位前官员表示：“私下里，支持项目的主要理由似乎已简化为其战略重要性，预防战争或其它一些紧急情况。”
尽管在2002年，全球变暖问题并不在北京的议程上，更别提1952年最早提出南水北调工程之时，但该工程还是被重新包装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之一。在许多人看来，这些原因不过是一项政府无法彻底叫停的项目的遮羞布，尽管这项工程已不再适合中国希望变成的那种国家。
“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在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后，我们不经选举就上台的领导人不是去承担责任，而是继续推行他们疯狂的梦想，”环保人士戴晴说道。戴晴曾因批评政府领导的对环境的破坏，而被关押在中国最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里。“但如果领导人真的相信自己的口号，真的认为现在是时候与自然和谐相处了，那么，可能这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后一个疯狂的特大型项目。”
—— 原载: 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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