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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公司GMO发表研究报告：中国的红色警报
作者：Edward Chancellor (GMO) 译者： 财新网
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十分萧条：家庭需要减债，西方政府不得不勒紧钱袋。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投资者的这种热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有非常好的增长记录。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6倍。
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那就是，目前中国呈显出了许多投机狂热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历史上一些著名泡沫的特征以及概述中国经济目前的脆弱性。
第一节：识别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
我们能够在泡沫破裂前就识别出投机狂热么？我们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看出它的端倪么？纵观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央行官员以及华尔街权威人士在过去十年中的观点，上述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可能！
但事实上，泡沫还是可以在事前识别的。尽管经常被忽略，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在研究判断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几年前，这套指标中有不少指标反映，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变的很脆弱。而今天，这些红色警报盘旋在华尔街新宠――中国的上空。
过去的投机狂热和金融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下面，我将列出三个世纪以来著名泡沫的十大特征。
1.巨大的投资灾难往往始于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
它可以是一些革命性的新技术，比如19世纪的铁路、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或者最近的互联网。即使这些技术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预期增长率却可能被高估。早期的快速增长，往往让人们推定，这种增长会持续到遥远的将来。
同理，这样的增长神话也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经济体。某个经济体将有潜力成为霸主，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投资者的一场空想。1719年的法国密西西比泡沫，源于就是被约翰·劳（John Law）的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所吸引，相信其可能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投资者们蜂拥而至，就是因为相信日本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2.对当局能力的盲目信任是另一个典型狂热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由于美联储的成立，人们相信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经终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人们认为股票不再那么有风险，股票估值直线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相似的理由也悄悄流行，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新范式”在新千年中的熊市中消失了。很快，它被伯南克的“大缓和”理论所取代，伯南克认为，高水平的按揭债务是可行的，因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水平已大大提高。哎，结果证明“大缓和”不过是又一个可笑的自我安慰：人们在被哄骗时，经常会自己安慰自己：“这一次是真的不同了”。
3.投资的普遍增加。
这是是金融灾难的另一个先行指标。在盲目的乐观中，资本经常被胡乱浪费。只有泡沫破裂之后，这种错配的恶果才显示出来。正如19世纪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Mills)所说，“恐慌并不摧毁资本。资本在此前因为投入毫无希望的无效项目中被摧毁，恐慌只是反映出被摧毁的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狂热的铁路投资中，伦敦与Peterborough之间建了三条铁路。但其实，只要一条铁路就够了。技术泡沫破裂后，新的光纤网络过剩了很多年。而IMF最近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GDP中投资占比过高，往往会致使国家遭受最严重和长期的经济低迷。
4.腐败激增总是与巨大的繁荣相伴而来。
正如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所说，“所有人在最快乐的时候总是最容易轻信别人，当他们拿到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欺骗他们的绝佳机会。”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29年大崩溃》（The Great Crash）一书中，描述一个欺诈行为的链条。“在繁荣时期，人们总是放松的，愿意相信他人，钱总是很多。但即使钱再多，也总有一些人要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贪污的比例就会增长，被发现的几率就会减少，收受的赃款也就会更多。”
5.宽松的货币。
货币供应的强劲增长是金融系统脆弱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自17世纪30年代得郁金香狂热事件以来，在所有的重大投机背后，总有宽松货币的身影。低利率让投资者寻求更加高回报，更有风险的投资。Walter Bagehot写道，“英国佬（John Bull）可以承受许多事情，但却不承受不住2%的利率。”他评论道，当利率下降到如此微薄的水平，就驱使人们用千辛万苦攒下来的积蓄去投资一些不靠谱的东西－－比如一条通往堪察加的运河、一条去沃切特的铁路、一个让死海复活的计划、以及一个往热带运输冰刀的企业。
6.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国家往往产生不合理的低利率，它虽然能轻易催生繁荣，但最终会以泡沫破裂终结。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就是忽略了这点，他把低利率和繁荣的房地产带给了西班牙和爱尔兰这两个小成员国。固定汇率还造成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是金融不稳定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7.信贷疯狂增长。
危机通常发生在信贷长时间疯狂增长之后。在繁荣经济时期借的债，最终无法偿还。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表明，贷款严重偏离过去的轨道，呈现超乎寻常的增长，有80％的概率导致金融危机。最近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信贷繁荣的研究也表明，“信贷长期超常增长是金融危机的重要预测指标。”
8.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巨大投机狂热的另一个共同特征。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当局不会让金融系统出现问题，贷款的繁荣往往因此走向极致。不负责任的行为得到了纵容。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任期之内，市场普遍相信，只要投机者遇到麻烦，他就降低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格林斯潘对策”对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泡沫以及新千年的房地产热潮负有责任。
9.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
债务的增加并不是惟一需要担心的地方。经济学家Hyman Minsky发现，在繁荣时期，金融结构变得不稳定。用借来的钱进行的投资，回报无法偿付贷款。（Minsky称其为“庞氏骗局”)。结果就是，金融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即使是平时微不足道的小事件，诸如利率小幅上升或者资产价格下降，也会酿成大事。20世纪20年代的高杠杆率投资信托、最近十年来出现的次级债CDOs，都是庞氏骗局的典型例子。
10.快速上升的房地产价格。
有危险的贷款往往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所以，贷款迅速增长与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同时出现，可以很确定地预告未来痛苦的泡沫破裂。地产崩盘时，大量新建住房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西班牙、爱尔兰和美国，最近都提供了血淋淋的教训。
总之，研究表明，信贷的迅速增加是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最重要的领先指标。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是第二个最为可靠的危机指标。低利率和快速的货币增长也是好的警告标志。由于投资泡沫造成资本错配，房市的崩盘会造成严重且长期的经济衰退。典型的投机狂热往往由一个令人信服的增长故事和对当局的盲目信任相伴而来。这一切因道德风险和猖獗的腐败而变本加厉。
第二节：中国梦分析
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大衰退的巨大痛苦，似乎本应足以让世界各地对金融有个清醒的认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大量发放便宜的货币尚未能成功地解救垂死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诸多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出现了投机狂潮和金融脆弱的典型症状。
1.中国梦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人都在想怎样从中国巨大数量的人口赚钱。今天，中国梦比以往更加生动。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正逐步转移到城市。未来十年，大约3亿农村人口会搬到城市，美国的人口不过也就3亿。人们普遍预计，未来数年，中国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
近几个月来，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并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市场，近期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但未来会与西方国家看齐。日本在1960年后的30年里就是如此。
中国必将崛起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最近持这种观点的书不少，如马丁·杰克斯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信心非常高。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令中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将成倍增长。然而，就像上世纪90年代对互联网的预期，这其中很可能被夸大了。
就像对网络的狂热，投资者似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中国的增长预期。比如，声称城市的人口到2025年会再增加3.5亿，到时接近10亿。但在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按照西方的标准，很多中国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密集度其实已经很高。更复杂的是，许多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因为没有居住证，可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数字。人均GDP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一项考核指标，所以他们有动力低报人口数字。
许多新到城市的人没有户口，收入微薄，而且在过去10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这些人构成了周期性的劳动力，找的到活的时候来到城市，找不到活时离开城市。这些农民工为中国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持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中国人口学专家学者所说，“将城市人口增长等同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是片面的。”
华尔街趋向于淡化中国人口故事的黑暗面。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然而，正是这部分人来到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农民工数量减少，实际工资将可能上升，这让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加。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可能是双刃剑，因为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伤害。近年来，城市化一直是中国的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来源。如果降低，那么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
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3.投资热潮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不稳或混乱时，投资应该会下降。然而，在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对去年经济增长贡献达到90%。投资创纪录地上升到GDP的58%。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数字。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钱用的怎么样？
基础设施投入占去年的经济刺激开支的三分之二以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项目是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明显是为了满足政府的GDP增长目标。YouTube的一个短片（转播自半岛电视台）显示，内蒙古鄂尔多斯城有一个新建的“鬼城”。有被访者认为，这个空城，可容纳100万人，只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增长目标。
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去年，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投资回报会成问题。国家发改委的一位交通研究人员警告说，拟建中的18000公里高速铁路，将面临成本收不回的问题，“可能无法达到实现收支平衡的最低客运量”。然而，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仍然乐观。如果中国继续以过去的速度增长，他们说，那么所有这些新的道路，桥梁，铁路在短时间内亦将流量拥挤。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重工业领域随处可见。当大衰退来临，非出口部门被要求不裁员。许多行业持续投资，尽管产能利用率较低。
制造业，其中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带动环比提高27％的资本支出帐户（2009年1月至2009年10月）。一项由欧盟商会的报告，去年11月生产能力过剩的包括造船业、平板玻璃、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例如，在水泥行业资本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二，但能力方面估计有78％运行的利用率。产能过剩由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预期时间推算是合理的。
以高储蓄和投资和巨额贸易顺差，中国一直遵循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亚洲的增长推动模式”然而，这种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过去20年，即证明了日本的弊病。在1994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亚洲神话的奇迹”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猛虎般的经济增长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然而这种投资，依然受收益递减规律影响。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中国，投资效率（GDP按每单位增量的投资增长来衡量）有下降的趋势。对于猛虎（日本）来说，穷人的投资范围显露在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时。中国的问题更大，因为它有潜在的投资占GDP的比例比任何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历史上的比例都高。
4.腐败
所有巨大的投机性躁狂症都伴随着不断升高的欺诈。只有在萧条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 “怪物”的全部情况，如安然（Enrons）、世通（WorldComs）、麦道夫（Madoffs）的曝光。中国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回升，为渎职提供了一个周期性激励。中国最近在2009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下滑至第79名，略低于布基纳法索。
房地产的繁荣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土地经常被夺走，交给开发商，而对被拆迁者补偿不足。金融部门沉迷于拿回扣。基础设施支出，让地方官员有机会中饱私囊，对劣质建材视而不见。中国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然而，纽约时报估计，多达一半的销售与贿赂有关。
中国为裴敏欣教授所说的“分食”提供了佐证。系统性腐败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正如其他受害的一些亚洲国家，最明显的是1997年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裴写到，“流行性腐败”稳步提升了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正如因此，其金融体系脆弱，其环境退化和敏感，其执法强制腐坏而无效，其基建不安全，其公共卫生服务麻木不仁以及其监管系统摇摇欲坠。
5.宽松的货币
诺贝尔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不同于他伟大对手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辩称泡沫是混乱的“动物情绪”，而哈耶克声称，过低的利率推高了资产价格通胀。哈耶克说，通过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的宽松货币，导致了一般价格或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当利率低于它们的“恰当”的水平，企业倾向于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这就产生了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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