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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十年以来，我很少见到会员们的市场情绪如此低迷或消极。经历了30年渐进的市场改革之后，许多在华外企仿佛意外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30多年来，外国企业一直在中国受到欢迎。它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建立起了不仅令自身受益、同时也惠及竞争对手的供应链，同时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们的贡献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驱动力。
突然之间，政治上的进展和监管方面的限制汇集到一起，酿成一杯危险的“鸡尾酒”——许多公司从中嗅到了保护主义气息。尽管在某些领域（比如金融服务业和零售业），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但在许多行业，外国企业的挫折感远比中国政府意识到的更为明显。
我第一次听说有（外国）企业考虑完全撤离中国。它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并非因为它们无法与本土对手竞争，而是因为它们厌倦了在一种无法预测的商业环境里苦苦挣扎——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它们失败的可能性似乎被人为地加大。
我还听说一些大型企业准备制定战略，将未来的部分投资撤出中国，转投其它亚洲国家——那里市场环境更加透明，也更容易预测，这意味着更为安全和稳妥的投资机遇。
由于这些企业群情激奋，欧盟和美国方面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剑拔弩张。中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经济陷入困境的西方国家政府将愈发大肆抨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外国企业是中国潜在的重要盟友，而中国却有可能在最需要外国朋友的时候，疏远这些企业。正当外国企业可能与中国并肩反对保护主义的时候，它们的感受却正日渐恶化。外国企业在保持市场开放和贸易流动方面有着既定利益。它们本应向布鲁塞尔和国会山进言，支持自由贸易。而事实上，它们却在质问，为何中国企业集团可以自由进入外国市场，而在华外国企业却得不到同等待遇。它们在质问：为何吉利(Geely)能够收购沃尔沃(Volvo)，而外国汽车制造商仍然必须要组建合资企业，才能在中国生产汽车？
要摆脱这种局面，中国政府首先要通过具体、可衡量的举措，给外国企业吃下定心丸：即中国将恪守加入世贸组织(WTO)时的承诺，为所有在华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举例来说，去年提出的“本土创新”法，要求政府采购倾向于基于本土开发的知识产权的产品。尽管官方对我们的质疑作出的回应，一直让我们感到鼓舞，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明——通过具体行动——这些措施并不像目前人们所感觉的那样，只是为了迫使外国竞争对手退出某些特定市场。
第二个举措是持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指出，缺乏沟通是中国领导层与国际企业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他承诺将更频繁地会见外国企业。这非常必要。
无论中方承认与否，在华外企和欧美政治领袖眼中，中国存在形象问题。它可以改变这种看法，但不是通过坚持推行构思拙劣、旨在设置障碍的政策——或是疏远天然的盟友。
最近，中国欧盟商会提出了改善中国商业环境的500多条建议。去年11月，我们提出了如何解决工业产能过剩这一普遍问题的建议。欧洲企业是中国经济成功及其经济未来的合作伙伴。我们准备就如何最好地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展开讨论。但这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在谈判中受欢迎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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