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到北京木樨地儿子被枪杀地点祭奠(图片来源: 丁子霖提供/蒋培坤照)

每到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中国的一些异议和维权人士便被软禁、跟踪、监视等。而对当局的骚扰已习以为常的异议人士则以各自的方式纪念这个无法抹掉的日子。

据美国民运人士主办的博讯网报导，在六四21周年纪念日前夕，从5月23日开始，北京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便被限制自由。记者六四当天打电话给齐志勇家里的座机和手机，根本无法接通。5月30日早晨起，自由作家余杰和刘荻、异议人士查建国、高洪明、基督徒徐永海就被上岗监控，出门须警车及警察跟随。6月1日上午，古川、李昕艾被昌平国保谈话，警察称不准参加六四有关的任何活动。

在安徽，异议人士张林、沈良庆一度被断网断电话。在四川，6月2日开始，异议人士刘贤斌、八九学运领袖陈卫被上岗监控，出门有警车或警员贴身跟随。在西安，6月3日，八九学运领袖杨海、维权律师张鉴康和维权人士马晓明被强制旅游。在贵州，从6月1日开始，异议人士陈西、黄燕明、李任科被强行带离家中，吴玉琴、申有连等人被警察堵在家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另外，自八九六四后长期受到监控的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的家门口增加了警车警力，手机和座机都无法打进去。异议人士李海、廖双元等多人在六四来临之前逃离家中以躲避警察的骚扰和软禁。

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和先生6月3日晚得以到木樨地儿子21年前被戒严部队枪杀的地方点烛祭奠。

她说：“当时那包围圈、警戒线很大。他们圈得很大一块空地。只有我和我老伴以及监控我们的便衣警察。光便衣警察就有4、50个人，记者就进不得警戒线里面。发生了许多推撞，便衣警察靠着我，从我进入警戒线一直不停地在拍。一直到我栽倒离开可能他们都在拍。”

丁子霖女士的儿子当年被枪杀时只有17岁。去年在六四20周年时，丁子霖受其他六四难属的委托，想去木樨地为儿子和其他六四遇难者祭奠，但是受到了当局的阻挠，未能成行。今年约好与她同去的一位“天安门母亲”临出门被当局堵住。她和先生提前赶往木樨地，并拒绝乘坐警车。

她说：“10点钟一过我就离家了。我一出门，便衣就在等着我。但是我坚决不坐他们的车，我自己要的出租，他们的车在后面。我和我老伴就我们俩人，我们提前在10点45分时就开始摆上我们带去的祭奠的东西。摆好以后，最后才拿出照片，也就是去年20周年时我准备好的、准备带去的10张照片，包括我儿子的，摆在那里。”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当局指为“幕后黑手”受到通缉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获释后，作为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陈子明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尤其是在敏感日子。陈子明说，他昨天去看中医，今天去取药，都必须要坐国保的车才能成行。陈子明表示，他用自己可行的方式纪念了六四这个日子。

他说：“王丹前几天号召大家在推特上大家聚会一下。我就是上了一下推特，然后发了几篇纪念六四的文章，我自己前几年发的，我给介绍了一下。”

1988年10月起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因参加和报导1989年北京民运而被北京安全局抓捕的高瑜，在经历两次入狱之后，以自由记者身份继续从事新闻报导，两次获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高瑜在六四当天也上推特与朋友聊天，纪念六四。

她说：“我参加了，王丹不提出六四的推特群吗，我发了一张照片，还写了几句话。反正只要一上网吧，那就是天南海北的朋友都会来打招呼吧。”

同为六四良心犯的知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北京高校对话团常委，六四后被捕但被免于起诉。2000年，再遭逮捕，被判4年。在六四21周年之际，江棋生委托中国人权组织发表由其本人撰写的“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的英文版。此篇报告的中文版去年5月六四20周年前夕发表。

江棋生表示，他撰写这篇报告是因为看到太多六四受害者的苦难，比如许多六四良心犯在出狱后，仍遭受歧视，找不到工作，成不了家，没有住所，被剥夺各种权利。他希望报告能唤起社会正义，唤醒社会关注六四受害者，不要遗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