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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推友安替的推文：
海莱特·尼亚孜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于7月23日被判15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在75骚乱后接受很多外电记者采访。
一心为中国稳定着想的亲北京维族精英海莱特·尼亚孜，因言获罪，只是因为接受外电采访而被判15年，这下等于是帮助疆独极端分裂人士除掉“维奸”了，最开心的就是东突运动了。
这是海莱特·尼亚孜被判15年的“罪证”之一，请大家看看为国尽忠的少数民族温和派是什么下场：
去年七五骚乱后《亚洲周刊》（2009年7月27日出版）对他的采访：
专访：维族NGO工作者、前新疆法制报总编室主任海莱特
他在七五事件前就预警 ．李永峰
新疆维族知识分子海莱特在七五事件前一天就向新疆领导部门提出预警，但未被采纳。他目击现场，认为组织者是南疆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事件诱因是推行双语教育和政府组织维人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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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七月五日，一群有组织的维族暴徒针对汉族人的袭击，造成了巨大伤亡；七月七日，愤怒的汉族人大反攻，也给维族居民带来巨大恐慌。这两个日子后，新疆的民族裂痕，已经无法回避。
海莱特·尼亚孜和伊力哈木，因为他们坚持在互联网上用汉语撰写文章，这几年已经成为众多网民关注的维族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成为新疆之外的中国人，了解新疆的重要窗口。海莱特在网易和凤凰网有两个博客；伊力哈木创办的维吾尔在线，则是当前最大的以维吾尔为主题的中文论坛。
海莱特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对新疆问题既有切身感受，也有系统研究。广东韶关事件发生后，他关注网上维族人的反应，判断出七月五日要出大事，于七月四日下午八点，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并于七月五日上午十点，面见新疆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当面提出三条建议，可惜未获得采纳。七月五日下午，他根据现场观察认为，七五事件的组织者可能是活跃于南疆的非法宗教组织“伊扎布特”。七月二十一日下午，海莱特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七月五日可能会出事？
广东韶关的事情出来以后，我就感觉要出大事、要流血。因为在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韶关事件之后，我在博客里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分析这个事情的影响，分析下来，越发坚持了这个判断。
你是否认为七五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组织的。至于预谋，从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五日，这么长的时间也够了。但最关键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一些及时的措施，避免事态的恶化。七月四日，我一直在听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那天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他们确实有点不一般，几乎所有的头头脑脑全都上来讲话。晚上八点左右，我给政府部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我说明天要出事了，你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也把热比娅讲话的网址给了他们，让他们听一下。他们说会向上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又打了电话。十点左右，在一个朋友陪同下见到了自治区政府的主要领导。我对他说，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正常人，我有必要提醒你，今天肯定要流血，赶紧采取措施，启动紧急预案。然后我又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出来发表讲话，必须要在中午十二点以前；第二，通知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商人，早点关门回家；第三，你能调动多少部队就调动多少部队，首先把民族聚居区隔离起来，在一些关键路口进行封锁、巡逻，下班以后戒严。这位领导当时表示，要打电话请示。结果三条建议一条都没被采纳。其实四日那天，我也不是最早向有关部门提出预警的人。四日下午六点多，已经有人提出过预警了。
你说韶关事件之前，新疆已经有了要出事的苗头，这是指什么？
之所以发生七五这样的事情，直接诱因有两个：一个是推行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政府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这两个政策都有很多维族干部反对，但是谁要是敢说出一个“不”字，马上就要被处理。推行双语教育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前搞民族教育的教师，几万名教师因为汉语不过关面临下岗，搞得基层教育人心浮动。至于组织维族人外出务工，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但是开女人的玩笑不行。最早组织的几批外出务工人员，几乎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长老就说话了，“这些女孩子一百个里面有六十个会做婊子，四十个会嫁给汉族人”，这引起了很大的反感。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没做好思想工作；第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在推行这两项政策之前，新疆的民族关系如何？
五十年代，虽然毛泽东批评过新疆的大汉族主义，但是当时的新疆民族政策没有走向破裂。就是近二十年以来，新疆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王乐泉书记上台以后，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比如说，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他把反分裂问题看重了，扩大化了。其实，每个国家的边疆省份只要跟外国有点关系，文化的、语言的、人种的，这种分裂倾向肯定有。现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不仅仅是政法机关的事情，而成为全社会的事情了。
那么这种民族关系的紧张，有没有导致了维族人独立意识的加强？
我父亲就是三区革命的，而且他还是三区革命的军人。按理说，如果说有什么独立意识，他应该更典型。但是据我了解，连他这样的都没有独立倾向，像我就更没有了。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沙漠地区的维吾尔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发展出了非常精致的文明，它的民族性格，已经决定了它不张扬、不好斗，就在它最强大的时候，也并没有搞什么扩张。而且，契丹人来的时候，维吾尔人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来了，维族人也基本上没打仗就投降了。从历史上看，维族人本身就不好斗，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基础。
如何看待东突厥斯坦的提法？
东突厥这个词，本身就不是维族人发明的，而是欧洲人创造，然后被土耳其人发酵了一下，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维族人本身并没有东突厥这样的概念。维族人从历史到现在，都把新疆称为“维族人的疆土”，从来没有人说过新疆是“土耳其的疆土”，更没有人说什么“东土耳其的疆土”。
既然这样，为什么很多疆独分子会把东突厥作为理论基础？
以前丝绸之路的时候，维族人还有机会周游列国，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后来，海路开通，维族人就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外面的和尚会念经”。就像我们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各种思想泥石俱下，也不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再加上近几十年本土维族精英始终受到共产党左倾政策的压制，思想得不到发挥。国外一些人一喊“东突厥”，我们民族的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本土维族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热比娅？
没兴趣。热比娅基本上没什么思想。
境外势力可以组织七五事件，是不是说明他们在国内还有很大力量？
有，肯定有。我总觉得七五这个事件，是“伊扎布特”组织的，这是一个非法宗教组织，这几年在南疆发展得太快了。这个组织我研究过，是由一个阿富汗人创立，这个阿富汗人死了以后，由他的学生一个巴基斯坦的医生进行重新整合、发展。“伊扎布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处于地下状态。一九九七年，“伊扎布特”刚刚在新疆出现的时候，大概只有几百名成员。据有关部门去年公布的数据，这个组织目前在新疆可能已经有上万名成员。
七月五日那一天，我在新华南路一直看暴徒们打砸抢，一百多人，一聚一散，非常具有组织性，而且一律穿球鞋；从他们的口音看，基本上是喀什、和田那边的，不过我没有看到他们拿刀。从他们的口号，我分析可能是“伊扎布特”。暴徒们当时的口号是“汉族人滚回去、杀死汉族人”，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就是“我们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要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因为“伊扎布特”的主旨就是要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权，严格执行伊斯兰法，属于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分支。这个组织非常严密，人员结构也很怪，就是吸收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农民。其实这个组织非常落后，在维族人中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只要稍微受过点教育的，就不会对他们有兴趣。境外渗透过来的这些组织，影响毕竟还是小。因为他们抬不到桌面上来，只要专政部门严厉打击，完全可以打掉。新疆没必要整个社会都搞反恐。
你觉得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不认为新疆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民族分裂。新疆当前的关键问题还在经济发展上面。其实所谓的民族矛盾，说到底还是利益的矛盾。去年两会的时候，胡锦涛主席会见新疆代表团时候的讲话视频，我看了很多遍。胡主席也说新疆要重视发展，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句稳定。接下来我打算写一系列文章，讲明我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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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胡平 新疆75事件是个大阴谋
下面文章出自今年第四期《明镜月刊》，印证了我去年7月的一篇文章。前年西藏拉萨的314事件，中共当局玩弄空城计，欲擒故纵，我前年的文章中也讲过。
胡平
“阴谋论”流传，王乐泉“阴谋”新疆75事件
明镜特约记者 乌迪
《明镜月刊》披露，有一种“阴谋论”说法在中共内都流传，虽然并无实据，对王乐泉却颇有杀伤力——所谓“阴谋论”，简而言之，是指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 “阴谋”。
照著张庆黎的葫芦画瓢
2007 年，王乐泉已经将家搬到了北京。知情人透露，他在中共十七大前的政坛大洗牌中，已经内定进京接替周永康，主掌公安部。谁曾想，冒出个“公共情妇”李薇，不仅拖倒了陈同海、杜世成、金人庆等一众高官，还把一大批出生于山东或在山东工作过的官员卷进来，王乐泉也受到影响，回京之事就此搁置。
王乐泉只能自认倒楣，打起精神，继续戍守西陲。不料2009年新疆局势却大逆转，连续发生“7•5”“7•7”“9•3”大规模群体骚乱，王乐泉成为汉维民众交相抨击的众矢之的。
有一种“阴谋论”说法，虽然并无实据，对王乐泉却颇有杀伤力——所谓“阴谋论”，简而言之，是指2009年“7•5”事件并非海内外疆独势力所挑起，而是新疆当局的“阴谋”。
对这种“阴谋论”，我们并不陌生，古今中外已有了多少先例，“林冲误入白虎堂” 就是高俅有意构陷的阴谋；有人甚至指认日寇袭击珍珠港也是罗斯福有意放任的“阴谋”。在政治斗争中，有意让对方犯错误，造成严重后果，陷入被动，从而使己方获得政治上、道义上的优势，屡见不鲜。
2008年3月14日的拉萨动乱，一直被指是当局耍弄 “阴谋”。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早就得到情报，知悉不满当局的藏人将在达赖喇嘛出走的纪念日——3月10日前后抗议示威，而他有意放任，对抗议失控、暴徒行凶不加制止，让对方“充分地暴露”，将砍人放火的场面拍摄下来，教育国内民众和国际上“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让他们怵目惊心之余，撤回对藏独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当局再出手镇压，就师出有名了。
张庆黎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后来中国有关部门深入调查，一直没有找到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藏青会等直接插手“3•14事件”的证据，但张庆黎的“苦肉计”，不仅使骚乱中暴徒的罪行立即激起了全球华人对达赖集团的公愤，而且有了充分理由向中央伸手，要到了更多“维稳”的财政拨款。
有了张庆黎2008年的成功先例，王乐泉2009年就照著葫芦画瓢了。
弄巧成拙，引火烧身
张庆黎与王乐泉同样出生于山东，昔日都是共青团的同事，张在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期间，与王乐泉关系更密切。他调到西藏后，奉行向王乐泉学到的铁腕政策，但也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于是“教学相长”，昔日的师兄也向小兄弟学“后发制人”这一招了。去年1月9日，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王乐泉感慨地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恐怕其中就有感到“后生可畏”的压力吧。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2009年7月5日之前，王乐泉为首的新疆区党委已经得到情报：一些维吾尔族激进民众7月5日将在乌鲁木齐集会抗议。王乐泉决定先按兵不动，“让敌人充分表演”，以便让世人看到闹事的恶果，一来可以孤立、打击“世维会”及其首领热比娅，自己就有了运用任何“有力手段”置对方于死地的充足理由；二来，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向中央要钱要物。于是，事件爆发后，一时只见暴徒行凶杀人，却不见警察、武警出手平暴保民。有持中立态度的韩国媒体拍摄的现场录像显示：在打砸抢现场，有接二连三被打伤和打死的群众，同时也有三三两两手拿警棍遛达的民警和手持盾牌的武警。
出乎王乐泉意外，这一“阴谋”却弄巧成拙、引火烧身：“7•5事件”的演变脱离了他的控驭，世人倒确实是“看到了闹事的恶果”，这个恶果却骇人听闻：198 人死亡，受伤人员达1700余人，是共和国建立以来，新疆发生的最严重暴力事件，不仅极大地恶化了汉维民族的关系，而且极大地激起了汉族民众对王乐泉的愤怒。群众质问：成百上千名群众死伤，警察却鲜有“因公殉职”，这不仅显示警察和武警见死不救，失职、渎职，更说明王乐泉内部下达了指令。
7月 7日，汉族民众大规模上街游行，矛头指向维吾尔族，同时也发泄对王乐泉为首的新疆当局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动乱的愤怒。而9月3日，因“扎针党”而引起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数万民众喊出的口号，竟然不是别的，就是“王乐泉下台”！一时间，要求王乐泉下台的告状信、请愿信，如雪片一样飞向胡锦涛、中共中央及中组部、中纪委。
消息人士说，“9•3事件”之后，尽管王乐泉“弃车保帅”，抛出了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自治区公安厅长柳耀华等替罪羊，但是人们相信，他本人早晚要被换掉。
“以剿为主”换到“以抚为主”
对新疆来说，后发制人的“阴谋”取得了中央大增财政拨款的可观效应，更促使中央彻底反省治疆的方略。从去年11月开始，由国务院牵头，国务院办公厅、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等多部门组成了庞大的考察团，对全新疆15个地、州、市进行全方位调研。
今年3月29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要求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口支援新疆的有效机制，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
按照会议部署，全国19个省市拿出各自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和兵团的12个师。例如，浙江省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北京对口支援和田地区。中央一声令下，各省市的代表团都在近期飞赴新疆考察，代表团多由各省市一把手带队。
不过，对王乐泉来说，这种反省绝非佳音：反省并不是由他来主导，而正是针对他在新疆主政15年的失误。
调研反省表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运作后，新疆大搞基础建设，大批汉人从内地赶来，新疆经济急速发展，2008年GDP增长率创下11％高速，人均所得突破3千美元，挤入中国各省市的前十名，但南北疆的差距拉大了。新疆维汉矛盾的根本症结是，维族人在与汉人的竞争中被边缘化，生活品质下降，产生被汉人剥夺的民族怨恨；而汉人又因政府对少数民族考试加分、计划生育等等优惠政策，产生受歧视感——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吃了亏，加之官员自肥，治乱无能，无法信靠，只能自力救济。
中国传统上对民族边患采取 “剿”“抚”两手，如果说胡耀邦八十年代初期提出的政策是“以抚为主”，那么王乐泉、张庆黎都是“以剿为主”。王乐泉治疆15年，一直奉行“稳定压倒一切”，对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无情打击，他的名言就是“一露头就狠狠地打”！过去十多年，中央对他这一套铁腕手段是颇为欣赏的；但他用高压手法来对待民生、民怨，未能釜底抽薪、根除三股势力的社会基础，而压迫更激起反抗风潮。
新疆工程项目，山东富商包揽
王乐泉与山东富商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也让他饱受物议。民众揭露：新疆大型工程和项目大多被王乐泉家乡财团垄断，例如，“新疆首富”、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原籍山东，与王乐泉也算老乡，新疆民众揭发他低价拿地、购并国企，都是仗著王乐泉的支持。
2009年12月山东省政协前主席孙淑义被免职，也马上被人联系到王乐泉。孙淑义的落马，是涉及济南济正非法集资案与济南人大主任段义和炸死情人案。《诸侯腐败》的作者吴玲曾对明镜网披露，王乐泉与落马的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以及被中央下令全党全国全党学习的孔繁森都有著密切关系。
1986 年，王乐泉调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后为书记，对孔繁森培植有加，提拔他为聊城行署副专员。1994年11月，已是西藏阿里地委书记的孔繁森正是在赴新疆塔城地区考察时因车祸遇难，其时王乐泉已升任新疆区党委代理书记。
而孔繁森之子孔杰，是孙淑义的女婿，2007年4月任共青团济南市委书记。2006年，孙淑义率山东省政协考察团，以参观考察之名浩浩荡荡到过新疆，看望他的老伙计王乐泉。
王乐泉与孙淑义之间有什么样的利益交换？孙淑义虽然垮台，但是王乐泉安排为新科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有足够的权柄来封锁真相，人们对其“黑箱交易”大白于天下，并不抱太大期望。
王乐泉坐上了一条冷板凳
官方媒体在王乐泉离开新疆之际，说他在近几年已开始调整“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但是，几句空话、官话，又怎能避免2009年新疆局势的大动荡？
王乐泉的新职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排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后，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之前。分析人士认为，一前一后都是政法界实权人物，王乐泉“夹心”兼“空心”，恐怕不会让他干什么事。
将某个不称职或者犯了事、又不便撤职、免职、降职的诸侯，提到中央担任一个清闲衙门仍为省部级的副职，早有了很多先例。最典型的，就是先后三任山西省委书记被调到北京所担任的职务：
王茂林——中央精神文明领导小组副组长；
胡富国——中央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田成平——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与王乐泉更可类比的，还有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调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十个月后郁郁而终。
当然，与他们相比，王乐泉的新单位中央政法委并不是一个“冷宫”，但是可以断定，他坐上的是一条“冷板凳”。(《明镜月刊》第4期)
上文转引自博讯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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