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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位知识界人士最近在国家媒体上发表文章，对已经发展成经济大国的中国是否正从自信走向自大提出担忧。
新华社所属的国际先驱导报的这篇文章，集中了四位中国知识界精英人士的观点。这些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中国沉溺在对自己独特成功的自信中，而且这种自信正在转变为自负，甚至自大，成为中国听取外来意见的阻力。
*中国经济强势引发中国傲慢说*
不久前，中国官方透露，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中国几年来一直有着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而且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在两年前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出色表现使之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
与此同时，在很多国家看来，中国在外交事务中所表现的态度也似乎越来越强硬。从去年哥本哈根峰会开始的“中国傲慢说”，到对谷歌公司的要求毫不退让、在联合国安理会反对制裁伊朗以及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韩国的天安舰事件等等，都表现出中国的强势。外国媒体认为，中国越来越不愿意妥协，而且他们不怕被指责，不怕成为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国家。
*中国美德渐失，讨妄自尊大之嫌*
而在中国国内，不少民众们似乎认为中国就应该以强硬来展示中国的强大，即使遭到指责，也是由于外界对中国独特性的不了解所带来的。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说：我们不再“谦虚”，不再“含蓄”，不再“容忍”，因为近年来已经养成一种思维定势：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文章继续说，这背后是中国在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侯且岸深有同感。他说，中国的经济大国的形态已经形成了，给中国带来了期待已久的扬眉吐气的感觉。但是中国的国民心态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相差很远，才会出现这种有“妄自尊大”之嫌的倾向。
他说：“过去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理解恐怕是片面的。我们的指标可能就是经济上的，就是物质方面。但是真正有没有大国的精神，大国的心态。这恐怕不取决于某一两个领导人，而是整个中国的国民。但是中国的国民心态目前确实是和我们设想的希望和目标相去甚远。”
*大国经济与弱国心态*
国际先驱导报引述了一段概括中国目前国民性的话说，“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于是，国人在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负，政治上又有些自卑。”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制片人之一杨锐在文中发表意见说，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发人深省。他提出疑问，到底是西方带着有色眼睛误读中国，还是中国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在误读世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俞新天教授认为，中国不乏很多人还停留在中国百年受辱这样的问题上，因此在为中国的经济强势感到国家荣耀的同时，对外来的批评指责往往抱以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而这些情绪也会给领导层带来压力。不过她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很了解世界的情况，没有误读的担忧。
*俞新天：中国决策者没有误读*
她说，“我认为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很了解现状。新一代的领导就我们的了解来看他们非常了解国际的情况，他们也有很充分的战略思考，对中国的国情很了解，对世界的情况也很了解。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态，包括能够听取不同观点的学界的意见，都超过以往。”
俞新天教授说，中国政府的决策部门和一些智库都建立了机制性的联系。任何重大对内对外决策都要经过反复研究才能形成。所以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来说，不会做出不理性的反应。
*侯且岸：理性国民心态需要时间*
不过俞教授也承认，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弱国心态，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来帮助民众更多地了解世界，了解中国的地位和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人们有了实事求是的了解之后，就会以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现状。
北京行政学院的侯且岸教授也说，中国的国民心态缺少的正是一个理性的基础，因此总是在波动当中。不过要想具有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相应的国民性，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努力。
他说：“大国的心态中是否有理性的国民性的建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能经济的变化把你推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度，但是实际上，国民性的演变，国民性怎样适应经济的变化，这个过程是个非常缓慢而复杂的过程。”
侯教授说，外交是内政的一个延伸，国民意识达到了一个真正大国的程度，中国也许就不会再有关于“误读”的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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