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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市有两万名律师，占中国大陆律师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参与的案件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这些北京的律师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职责时，常常受到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很多案子的判决在庭审前就内定了，律师出庭成了摆设，北京市司法局最近对北京的律师办案收费做出限制，此外，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的事也时有发生。就此，本台记者讨论：目前中国律师的处境邀请北京的律师林中斌和广州的律师唐荆陵讨论目前中国律师的处境。
记者：“唐荆陵律师，《时代周报》的这篇文章说全国有10% 的律师是在北京，北京的公益律师也比较多。北京律师到地方上办案子地方政府官员买账。北京的律师如果下去办案子是不是比较容易一些？”
唐荆陵律师：“我觉得也不是容易一些。应该讲，我觉得北京的律师们比较勇敢。可能北京的很多律师他们也并不是说出生在北京，实际上在北京那些很勇敢的维权律师，或者说还没有成为比较知名的维权律师，但是他们在很多案子上，他们都敢去各地办各种各样的当地很多律师不敢办的案件，主要是我认为，也就是说他们比较勇敢一些。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跟北京当地的司法环境有关系，北京的司法当局并没有对这些律师给予太严厉的处罚或者处分或者让他们办了一次就搞不成了，甚至说，最简单就好比我们讲中国国内有两个特例一样，一个特例就说像新闻界，新闻界就是以南方报业的几个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呀，这几个报纸他们是特别勇敢的。所以，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历史传承的。同样的像律师界，北京的就是一个特殊的，北京的律师界大家都特别敢做、特别敢说，然后也并没有因此被当局把他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目前被中共停牌的这些维权律师在北京的数量是最多的。相比之下，其他省份就要少很多了。我们知道像大城市里面律师多的，像上海也是很多的。就是讲城市律师的密集度，广东这里在珠三角律师也是上万名。在这么同样大的律师群体里面产生的敢于到各地办各种敏感案件的律师恐怕还是北京的走在最前面的。这应该讲，我觉得和他们比较勇敢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林中斌律师，今年5月份北京市司法局出了一个《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的这么一个规定，规定普通的案件是5万元封顶。另外，比较复杂的案件收费标准不能超过封顶5万元的五倍。你对这个措施有什么看法？”
林中斌律师：“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的，它是违背法律服务行业的基本规定的一个幕后的行动管制的一个措施。一方面不正当地限制了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律师制度，自愿的这样一个法律服务的一个约定。它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它是一种扭曲的、一种不正常的一种限制措施。对于律师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使得这些律师的付出不能得到相应的一个补偿。他的劳动和智力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情况下，影响律师对法律工作的投入。也许这就是有一些特别复杂疑难的案子有硬性收费的限制话，就使得当事人得不到法律上的一个帮助和救济。”
记者：“唐荆陵律师，你是怎们看北京市司法局对律师收费封顶的这个做法的？”
唐荆陵律师：“它这个仍然是加强对律师行业的行政干预嘛，就说从最近这几年因为律师行业越来越活跃，那么当局对律师的行政干预在增加，他们想让律师成为行政的附庸。我觉得这个意图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包含对律师办案各种各样的限制性的，就说行政限制呀，这个限制并不是出于律师行业工作的需要，而是当局想让律师成为他们的工具，而不是让律师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收费的限制也是对律师能力的一个限制。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案件它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花费很多的物力才能办成嘛。它这种限制呢我认为是属于行政干预，这些行政干预同时是对律师能力的一个限制。当然，我对这个有另外一个看法，就说像中国当前需要维权的这些群体，他们说老实话，他们付不起很高的律师费。一个维权的民众，甚至包括集体维权的民众，他能付得起多少律师费？能够付几万块钱我认为就不错了。实际上真正有维权需要的民众群体，他们能够付这个限额，就比如说像5万的或者说是讲个几倍以上的，假如说四倍就在20万，能够付这么高律师费的维权群体应该是不多。对维权案影响并不是太大。”
记者：“林中斌律师，《时代周报》的这篇文章说很多律师在法庭上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的形象，因为很多法官根本不把他们的辩护放在眼里。怎么也听不进去，他们准备了很多的证据根本都没有用。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记者：“这种现象客观存在。那种困境也是制约中国下一步法治建设的一个障碍；也是中国是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走向依法治国的这样一个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律师工作的空间、律师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空间受到很大的一个制约。但是并不否定这些律师就没有作用，就无所作为。只能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律师要产生他一定的作用的话要付出更加艰辛、艰苦的努力。你比如说重庆的打黑案件，我举个例子。通常情况下，辩护律师关于刑讯逼供，关于取证要有中国这些基本的法律辩护程序或者是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而在取证上有时候就应该得到程序上的一些保障。但是由于目前中国非常强硬的司法环境和体制，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律师不被重视，提供的证据不被采纳、被法官忽略。所以说给律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比如说打黑中的朱明勇律师，他就要把他的这样一些证据整理成视频，用录像的形式通过社会公众、通过社会舆论、传媒披露。同时的话呢，他还要借助行业内同行的力量，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力量来呼吁。这种努力的话往往只是律师自身还不够，还要借助同行，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支持和关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律师无所作为。而更加说明律师应该更加坚定、 更加怀着信心、更加努力地去做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记者：“唐荆陵律师，如何改变中国律师在法庭上作为一个摆设的这么一个形象。如何让律师真正地站起来能够发挥律师的作用？”
唐荆陵律师：“这个问题我觉得跟律师在整个司法行业中的地位是有关的。尤其来讲是跟法制在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当中的地位有关。就说如果法治没有成为这个国家一个现实的政治的现实的话，那么就说律师业不论律师是坐着发言还是走来走去发言都是没有地位的，他只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一个附庸，或者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成为一个摆设。就说当前律师业当前的困境我认为它并不能通过专业性的努力去改善。比如说你拒绝案子呀或者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去改变，我认为要改变这个必须从法治上，从政治上改变律师制度，有权无事的这种境地。它应该首先要确定司法独立的这些原则。这样子的话，当司法独立之后律师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制度。那么，律师不论是站着发言还是坐着发言才会有人愿意倾听。我想律师如果要自己想改变这种就是说无足轻重的角色的话，他必须真正地站出来跟人民一起奋斗。就说建立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建立一个法治真正能够确立的国家，而不是说嘴上说一说法治的国家。这方面我认为律师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像当前很多维权律师在推进司法独立、或者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化、政治民主化，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道路。如果你只是单纯地去办几个的案子，那你就想让律师的地位整体性地提高。我认为那是根本不通的。”
以上是北京的律师林中斌和广州的律师唐荆陵讨论当前中国律师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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