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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出现“回暖”迹象，经媒体报道后再次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很多人在此轮房地产调控之初就表达过极度的“担心”——报复性的上涨是很有可能在调控过后发生的。此时，这一观点甚至被表达为还未等到“调控过后”，而是在调控之中就顽强地逆转了调控。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马上就有官方的观点（当然这之中更多的是以“非官方”身份表达的）出来吓唬市场、安抚民众，如果出现反弹只会招致更严厉的调控，民众大可不必参与到短暂的“回暖”的楼市。
另外一对“冤家”上一周的对垒也非常有趣，那就是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及国家统计局的两位官员。他们之间关于中国人“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争得不亦乐乎。
最新的情况表明王小鲁似乎更占上风，因为官员在质疑王小鲁的调查和统计方法不得当后，得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明显偏高了”。这个结论是如此脆弱，王小鲁只需反问一句，“如果结果‘不可靠’，会有偏高和偏低两种可能，为什么是偏高而不是偏低”，对方便失语了。
王小鲁的反质疑远比我这里写到的复杂，就如同他主持的报告《灰色收入与国发收入分配》一样，他希望以学术的方式研究问题、指出问题，甚至尝试提出解决之道。本人不是学问家，无法参与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但我们还是从这个现在看起来非常学术的问题中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二元的、官和民的两个等级的社会中。
与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的等级社会以及此后形成的等级差异不同，中国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很多等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又不像等级社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有的“科举制度”又提供了一个跨越两个等级的通道，也就是说低等级中的人如果通过了高等级设定的考试，就有机会进阶入级；反之，高等级中的“坏人”，当犯上作乱之后不但被剥夺生命，更重要的是会连带大量宗亲被贬为“庶人”，打入“二元社会”的另一半去。
这与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和公众热议的“分配不公”的问题的关联到底在哪儿？在我看来，它们完全是一个问题。
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只有城乡差别和官民差别。当官的住城里，老百姓住乡下。有一些中间地带，比如在城里的下人，在乡下的士绅。但如果你人在城里，不能和官搭上关系，你与乡下人没什么区别；而在乡下，你家里有城里的官“罩着”又与城里人无二。
至于商人，那就更简单了，“无官不商”嘛。（其实此话可至少做两种解释，没有当官的不从商的；没有当官的相助，就不要从商。后一个好像是正解。）
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壮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社会结构的冲击巨大。与世界的广泛交往，也就是所谓“国际化进程”确实让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中产阶级”的影子。但是，强大的历史惯性，正在改变着新兴的中产，而不像许多仁人志士希望的那样，“中产”改变社会的老结构。
非常让人失望，不是吗？有钱人，一定要与官结伴；没钱的人，只好乞望恩施。当然，正如王小鲁的研究发现，贫富差距如果拉得过大，社会矛盾将会有不可调和的可能。
政府应该是基本认同这一观点的，所以，它试图运用它能运用的最强烈的手段来调控房价，使得城里的“穷人”得到安抚。但是，当今中国的富人真的是太多、太有钱了。他们去日本玩时人均消费5倍于美国的旅游者，他们消费了全球近1/3的奢侈品，他们不论你怎么提高首付款比例，都会一次性付款买房——上周的一则“沾连国资委”的消息说，有群人团购了北京郊区的一处新售楼盘500套，而且是用现金全款的方式！
有钱人的能力令严厉的调控措施难以形成有效的预期。所以，中国的社会还是二元的，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至于他们到底是城乡差距、还是工农差距就不那么重要了。
这就是当下的投资环境，经济上应该没有问题——钱很多而且不停地在流动，流动就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在政治以及政治治理上，那问题还是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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