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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富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其一为受地缘关系和家族背景，靠着前瞻性白手起家，如典型的是浙商和粤商；其二为官员空降国企，在企业改制时，顺理成章成为企业掌控人或借壳起家；其三为红色家族，因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可轻松取得独占事业领域的资源。
中共建政后，以掠夺他人财产起家，称“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空手立名目将别人的财产、土地收归“党”有，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后，发现社会主义走不下去了，若不转换战线就要步上欧洲共产党灭亡的后尘，邓小平于是发起市场经济策略，要改革开放引进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
太子党空手聚资成新富
先天的出身差异，让出身权贵世家的太子党，可以轻松借位起家，中共的太子党群落中，从早期的邓小平、陈云和王震三家族，到后来的李鹏子女李小鹏、李小琳、李小勇。每个上位的高官都为为自己家人大事“开疆辟业”从商谋取暴利。这些经商的太子党包括取得数十亿元人民币机场安检设备政府采购合同的胡锦涛儿子胡海峰、主管数十亿美元私募基金的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李瑞环的儿子李振智、李长春的女儿李彤，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Wilson Feng等，个个不是亦官亦商，就是掌控亿元规模的私募基金。
曾经是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经济学家程晓农指出，太子党主导的都是需要权力和特别许可才可以进入的行业。
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他披露，“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在大陆，太子党触犯法规，在当局的和谐以及维稳的大原则下，通常是畅行无阻。如今太子党也跨海在香港捞钱，廉政公署早前拘捕五名上市公司人士，指他们诈骗股东逾千万元港币；其中包括政协前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侄儿成之德及其妻子荣智丰，后者是中信泰富前主席荣智健的堂妹，即荣毅仁的侄女。
2009年，香港警务处搜查中信泰富公司总部，以调查2008年投资澳洲元累计期权巨亏（676亿港元／87亿美元）事件。随后，他与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辞职，主席一职由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常振明接任，之后不了了之。
官员弃官从商
今年7月《投资者报》对在上市公司中任职的“前官员”做了一次统计，发现到2009年底，在768家上市公司中，有1,599位高管人员曾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大到副部级、司局级官员，小到科长、处长，各级干部应有尽有。占A股全部3万多名高管总人数的比重达到5%。从数量上看，国企是容纳前官员的主要场所，占比超过7成（71.4%）。
中共干部下海从商，在1992年曾大规模出现弃政从商，1986年就辞官下海的叶康松，被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如今的叶康松已成为美国康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此后的官员们纷纷效仿，在这些前官员中，有275人的原官职为科级及以下级别，其余1,324人的官职均为处级或处级以上，甚至有11人为副部级以上高官。这并不包含央企高官，因他们属编制内高官。
浙江大学教授柴效武曾撰文指出，官员离任之后，虽然手中权力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利用其在任时结交的各种关系，在离任后一并收获。这种权力与金钱之间的转换催生了“权力旋转门”现象的大量出现。
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体中，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缺乏透明，并且，普遍存在着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选择、以政策干预代替市场规律、以行政管制代替市场经济。公司为了降低权力租金成本，聘任在前官员作为高管团队成员，以打通行政部门的行政干预，无疑是实惠而高效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种酬庸性质，当官绩效差就分配到国企去吃口粮，如中体产业董事长谢亚龙原本是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后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但其担任足协掌门人任期内，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每况愈下，被免去官职并派至中体产业担任董事长，这种国企绩效当然不会好。
还有一些机构在改制前为公务员编制，而改制上市后，原官员进入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如矿务局、港务局等部门。另有，TCL的李东生，他原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在青岛的双星总裁汪海也通过改制，将企业转变为自有，成为独立的商人。
白手起家或官商勾结
从中国首富牟其中被控信用证诈骗开始，杨斌被判刑、周正毅被捕、仰融出走以及多位富豪下马，许多人欲一窥中国富豪的神密面纱，和他们的发家史。
国美集团董事长黄光裕，曾三度成为胡润百富榜首富，2008年11月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起因包括涉嫌“操纵资本市场”、洗钱等，可疑往来资金约有700亿元（103亿美元）。官方称黄光裕在三联商社、中关村两上市公司重组、资产置换等重大事项过程中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他为了让国美去香港上市，曾向多名官员行贿。
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26岁就拥有38亿（5.61亿美元）资产，2007年2月被警方刑事拘留，罪名是非法集资。
四川省乐山市东能集团的董事长王德军（初中毕业生），短短数年，以0.98亿美元名列2004年福布斯排行榜第167位的富豪，入读清华大学EMBA，2004年因涉嫌巨额行贿判刑。他曾用4000万元买入4.6亿的国有资产。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走私活动进入比较猖獗的时期，1996年初，国家五部委发出联合打击走私的专项整治动员，随后赖昌星、林春华等一批靠走私发迹的灰色富豪被陆续终结了走私狂欢。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走私汽车大王”陈励生，运用父亲陈同庆（湛江市委书记）的权力和影响，疯狂走私，几年间狂赚了几亿元。林春华从 1997至1998年7月，油量走私相当于1997年中国汽、柴油进口总量的1/10，号称走私界的“石油大王”。
李深则更为张扬，他的中正公司垄断了湛江的报关业务，即使陈励生走私，也须由他的公司代理，缴纳通关费。
而如今逃亡加拿大的赖昌星，更是海内皆知，他是1949年以来最大走私案的主角，拥有百亿元财富，走私货价高达500多亿元（74亿美元）。
以行贿为主要形式的官商结合，几乎贯穿于大陆市场化改革30年全过程，这也是大陆富豪快速积聚财富的最有效方法，也造就了高比率的富豪下马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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