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黎世报》发表题为“好共产党人就是资本家”的长文，认为中国社会已彻头彻尾地商业化，促进了人们的自私自利和政治冷淡，公民社会的产生被强大的政府系统地扼杀，但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仍有疑问。


政府强大不等于国家强大


该报记者采访的一位官员曾是赵紫阳时代的改革派，他不同意"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说法。这位官员说："中国有强大的政府，但不是强国"。他认为，从绝对数字出发，认为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是一种误导，因为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中国依然是倒数的位置。中国不过是一个新工业化国家，仅此而已。他虽然在20多年前没有预料到现在的经济繁荣，但是，让他失望的是，当时的那些政治上的希望却荡然无存。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在政治上远远落后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该文写道，"对于这位官员的看法，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戴晴几乎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位有活力的69岁知识分子沉思地说：甚至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政治自由的空间都比现在要多。她认为，温家宝总理呼吁政治改革，不能去认真对待，最高层只是在策略上学会了，'口头上讲政治改革要比不讲在策略上更巧妙。'领导人中没有人愿意真正去改变什么。……中国既不是超级大国也不是强国，要是老百姓没有国家的公民意识，就永远都成不了强国。恰恰是对于还在萌芽状态的这种意识，当局比以往更强有力地、但也更加巧妙地予以扼杀。"


政治禁锢与政治冷淡能否长久？


该文认为，尽管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只有政治似乎停滞不前。像戴晴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些开明的官员以及新的中产阶层的人物，他们所希望的对于制度的原则性讨论，是被严加禁止的，要比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前还严。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应的内容，会被尽一切可能禁止。" 该文说，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康·阿克曼（Kahn-Ackermann）觉得，这种政治上的顽固也表明，面对社会的彻底商业化所引发的制度问题，当局有着极大的不知所措。

文章也指出："但是，对于制度固有的批评，同时也存在一些新的自由空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比如教育、环境、社会问题等等，现在也比过去更加公开地讨论和争议。是否会在长期形成公民意识和原则上的政治开放，谁都不知道。较之抽象的社会形态，人们迄今更多的是忠于家庭或者老板。过分的商业化，大大促进了个人的自私自利。只要这种自私自利能够通过经济的增长率得到满足，对于根本性政治变革的渴望就会很小。"

文章最后写道，"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官员并没有失去他在赵紫阳领导下养成的乐观主义。他相信，中国在10年之内将会启动政治上的开放运动。在此之前，中国人在比以往更加多样化和紧张的日常生活中，对待腐败的政权，或许继续无动于衷，或者充其量地不屑一顾，干脆将自己在政治上的忧伤完全压抑。"


摘编：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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