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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驹的作品《现在精神病患者》通过倒错表现将文明人还原到一个本原状态，他的创作过程使观众都坚信他服用了精神药物，其实不然，作者只是调动了人体与心理的某种被抑制的能力，这是古代巫师以及音乐艺人善于捕抓到的行为语言。“现在精神病患者”行使过程的冗长和动作的重复，并且在隐蔽的地下室内，最终使观众失去观摩耐心，有点像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里的情景。在行为现场有一团被打破的镜子碎片，它最初被拼成一朵充满憧憬的向阳葵，而作者光着身子，如被关在笼子的一只猴子，不时地走来爬去、不时地做出亢奋、痛苦、猥亵的姿态，不时地发出梦幻者的呓语和莫名无常的嬉笑，不时地摸弄着自己的睾丸，不时地用玻璃碎片照照自己，不时地像拾荒者捡起地上的小颗粒。现场凝合了疯人院、动物园氛围。支离破碎的镜子，成了人类文明的全部记忆和癫狂历史，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疯人院、动物园。破驹的这个“神经病患者”作品，成了健康人的生活镜子。
北京丐邦主的《金币乌龟•国家》利用乌龟俗名“王八”、人民币、五星红旗的地摊，并用《国际歌》作为吆喝，对国家谎言下的权力资本主义进行咒骂。作品虽然不算高明大胆，但以有限手段去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情绪反应。张勇的作品《我其实就是这样》是指向背在他身上的充气党徽，作品借两位拿着灭火器的配合者完成实行，他们将灭火器里释放出来的气体，将作者当害虫进行喷杀。贺文斌的《当代现象》也不例外，充满破坏性的情绪张力。这些简单的表演行为，它们的背后均来自现实生活那一强大而复杂的暴力制度，作者不过将内心义愤转化为一个政治表达立场。
萨子的《宋庄艺术家》将艺术家衣服升到旗杆上，象征着宋庄这个边缘文化群体的草根精神。一个乌合之众的社会里，支撑整个国家统治权的是军警武力，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它们除了自身既得利益外，剩下的只是满脑子的愚民思想和犬儒“美德”。然而，那些在野生状态中成长的草根文化，它们最终的归宿也是被朝廷招安或权贵圈养，从圆明园到宋庄都在不断验证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宿命和奴性本质。很难清楚这个作品意味着什么？但愿“敏感地带”不是传统意义的竖杆旗，而是一次人的尊严宣示。
“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不仅有来自外部的敏感反应，包括艺术家本身也变得异常敏感，如杨占国的《忧》以“大日国永存”口号，它的诙谐可以根据观众自己的主观需要去进行解读，它可能表达了作者对日本福岛大地震的同情，或者借大日本帝国的永存来贬斥作者祖国的尽快灭亡，或者嘲讽大操蛋国家的永恒生命力，……。这里，主要在于“日”字赋予中国人复杂丰富的语义，在不同场景和不同主体都释放不同意义，它因高尚而高尚、因猥亵而猥亵。这也是“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赋予观众、作品、作者、现场的特殊时效。如阿波的《乱劈柴，来不来？》，它貌似在招摇人们前来聚会烤火，把自己的头刷成白色，暗示别人他在戴孝守灵，灵堂上摆着“永垂不朽”四个字。毫无疑问，守灵者在渴望死者真正的死去，因为那是一个中国人从天空到心灵所挥之不去的幽魂。还有张人言女的《７天７夜》，作者在当天下午２点左右在北京西单王府井街头散发“敏感地带”传单，被扣走达一个半小时，回到宋庄当代美术馆便立即动手做笼子，将自己关在里头，准备持续一周后再出来。
“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活动，无形中宣判了架上艺术在中国的死亡。先前的当代艺术是从西方美术馆走向“天价”拍卖场，引发国内艺术市场和创作方向的双重效应，可这些艺术实际上已丧失文化时效意义，仅是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和艺术市场的交易品。先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它沿袭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及其理论脉络，缺乏根植中国本土的内在张力，它的内在贫血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随着九十年代的逐渐远去，前当代艺术彻底丧失生效的历史基础，沦为一种媚俗媚权的时尚文化，加上商业利益的诱惑、以及对极权制度的恐惧，走向招安红地毯便是最适中的归宿。因此，行为艺术走向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沿，它无需依赖技艺驯化、物质材料、理论依据、商场规则，通过身体行为去表达思想观念，生活体验、现实语境、独立精神是创作要素，它必须与时代一起，肩负着给专制极权送终的文化使命。“敏感地带”以旗帜鲜明的艺术立场、前所未有的语言张力，将当代中国艺术推向历史新拐点。
图为北京当代艺术馆门前，正在我半路上与警官交谈之时，不知何人突然将一卡车垃圾渣土泄倒在艺术馆门前挡住去路。且现场照相的艺术家被强行制止。（周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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