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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以来，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 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这显然不是全部，最高法一位负责职务犯罪的法官说，“很多案件没公开”。这一现象近三年来正在快速加剧。
据南方周末报导，中国的小官正在因为“贪腐”数额之巨而受到远超其官位的关注。
正科级的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嫌金额达1.45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
被称作“中国法官第一贪”的吉林省高院执行庭原执行员李征达，贪污了4500万元，主要来自法院执行款。
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股长李华波携9400万元巨款出逃，还故意来电复函对监督体制加以嘲讽。至于股长，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最小的副科级“官员”都算不上。
在各类贪腐大案中，一些“主角”甚至是最底层的科级官员，以及诸多连官员都算不上的人：股长、村官、部委里最底层的收发员、甚至清洁队小领导。
多方调查和研究显示：近三年科级腐败正在加剧。南方周末择取的17个大案，有13个查处时间集中于2008年之后。
2008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公布：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
寻租要挑领域，位高不如权实
科级官员贪腐频出的地方，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17个巨贪，几乎都是在“重要部门”或“特殊领域”——3个来自国土部门，3个来自交通部门，而4个山西官员都跟煤炭有关。
土地，交通，资源，三个领域都映射了中国过去10年经济发展的惯有模式。比如国土与交通经常“前腐后继”，背景则是中国过去10年房地产开发疯狂“发展”，而地方政府亦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同时在经济发展上，往往以大量诸如修路这样的基建投资作为拉动GDP的惯用手段——从而两部门具有强于其他部门的重要性及 “实权”，哪怕他是一个科级官员。
而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土地征用，还孕育了一批腐败“村官”。安徽合肥城郊的村官刘怀寅受贿额高达近千万元，他被指控的11起受贿事实，有9起涉及征地。
论贪腐波及面之广，非资源领域莫属。有的小小一个部门，竟掌握地方经济命脉。在湖南耒阳市，一个“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每年收税4亿元，掌握该市1／4的财政收入。去年，这个办公室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到下属站点站长、班长，均在其中。
山西官员占据了17个“千万级”小官巨贪中的4席，无论是县检察院反贪局长穆新成，县煤炭局长郝鹏俊，还是县公安局刑警队长关建军，无一例外都插足煤炭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大小不与行政级别绝对成正比。许多科级贪官的特点是：官不大，但长期扎根基层，关系网错综复杂，甚至亦可权倾一方。
比如在山西涉黑的关建军已41岁，仍只是山西阳泉的一名巡警队长，不过，其父、其妹夫、其弟媳也都在当地公安局工作，公安背景深厚，依靠亲属在当地形成组织，承包煤窑，开办赌场，经营高档会所，甚至进军房地产业。
如果说上述科级贪腐官员，至少还有某个单位“一把手”的头衔，而另外一些小官巨贪，则更是最底层的办事人员。
纵观案例，对“小官”甚至小办事员的监督，实非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但因为对方位卑，往往就不被重视，但积少成多，养成巨贪。
南方周末列表中的二十多个案例，绝大多数是“群蛀”现象，很少官员是“一个人在战斗”。财政局股长李华波之前的“最牛股长”——湖北省巴东县国土局矿产资源管理股原股长彭侠获刑4年后，前同事潘家琪、上司原巴东国土局局长胡国品也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
究其原因，除了“腐败共同体”，基层官员还形成了“政绩共同体”。“土地奶奶”罗亚平敢于跟上级“叫嚣”的资本，来自其以泼辣风格，在民风彪悍的东北能够推动强拆，保证地方的“土地财政”，此前她就曾被走投无路的拆迁户拔刀捅伤。
最高法院一法官认为，一些“小官”的背后往往有“大官”，只是暂时未被发现。2006年，汉口火车站财务科长耿小菊贪污公款800余万元被审，同时被法办的还有时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5年后，刘志祥的亲哥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从高层到低层都在贪
如果说没有太多权势的官阶都可以千万，亿万的贪污，位居高位的高官及其子女的权利就更难以形容。尽管南方周末的文章中只列出了这些胆大小官的贪污案例。但中共高层的贪污腐败之巨从以前的一些数据可观一二。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将32亿社保基金非法拆借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而张荣坤同黄菊的妻子余慧文相交甚密。祝均一被查处，并最终导致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垮台。香港媒体披露，陈良宇存款近三亿，情妇11名。
长期向中央举报陈良宇等人问题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透露，陈良宇主政期间，滥用公权力谋私利，上海有三百多幅土地存在严重弊案，涉金额数千亿元。
前上海中银老总刘金宝挥手之间拿出数十亿给当时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公子江绵恒做生意。周正毅，本一个小混混，因为盘上同江绵恒的关系，摇身从个体户变为投资家，进而升为上海首富。
多年前透露出的官方数据即显示，在中国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现在这个资产数额估计已经成跳跃式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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