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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6日，武汉720事件后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头头的亲密接触
武汉“文革”两派负责人解冤仇
荣根专稿／“文革”中因观点对立、结下冤仇的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
“文革”中武汉“七二○”事件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负责人，40 年后走到了一起。2007年7月6日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几位幸存的领袖，两度聚会恳谈，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亲密接触。
经历过“文革”的人，多还记得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的一段“最高指示”，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尽管“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声称“无限信仰”、“坚决服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毛泽东这一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不仅在“七二○”事件前，双方兵戎相见，死伤惨重。“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被逮捕入狱，并被造反派押到各处轮番批斗。有的还遭到毒打。1969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特别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所有造反派头头无一不遭到长时间的关押、审查、批斗，而这些专案审查人员基本上是前“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被审查者许多人被判刑。一直到十年 “文革”结束，武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一直斗得你死我活。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派别头头之间，更是存在极深的芥蒂。
两派头头在“文革”中都风光一时，又都挨过整，坐过共产党的监狱。所不同的是，双方挨整的时间有先后，性质、程度也不一样。随着“文革”受冲击的当权派逐渐官复原职，保守派头头在“文革”的所有错误被得到赦免，“文革”后一部分人得到重用；而造反派头头在“文革”中走红不久就屡遭打击，“文革”后更是遭到万劫不复的命运。
“文革”40年后，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幸存者都已年满花甲甚至年过古稀，首次直接接触，双方回顾往昔，不胜感慨，感悟到要放下历史包袱，并表达了进一步沟通的愿望。
“百万雄师”头头提议得到各方响应
两大派领袖的会见，由当年“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率先提议，当年两大派组织幸存的负责人得知后，纷纷欣然表示同意。
双方第一次见面，于7月6日中午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百万雄师”一方参加者共四人：
俞文斌，现年74岁，“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1978年“七二○”事件平反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章迪杰，现年71岁，“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区房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文革”中为“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蒹联络部长，“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硚口建筑集团公司三产办主任；
汪士奇，现年71岁，“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干部，“文革”中为“武汉公检法”一号头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武汉市公安局正科级干部；
刘天喜，现年67岁，“文革”前为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文革”后为市交通局干部。
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和代表共八人：
谢望春，女，现年77岁，“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成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妇联副主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
杨道远，现年66岁，“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2年，出狱后不久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吴焱金，现年63岁，“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会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时跳楼致残，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离婚后自杀；
顾建棠，现年74岁，“文革”前为中共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文革”中为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彭勋，现年73岁，“文革”前为中共党员，湖北大学教师，“文革”中为湖北大学革委会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
彭祖龙，现年70岁，“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后成为企业家。
还有“文革”中武汉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和二号勤务员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朱鸿霞“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7月判刑15年，1994年去世；胡厚民“文革”前为武汉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去世。
“两派见面这件事能载入史册”
40年前，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正当风华正茂的青春壮年，率领各自数万、数十万人的组织为“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而与对方斗得不亦乐乎。此时，都已白发苍苍，甚至垂垂老矣，相见握手，自报姓名，都不胜唏嘘。
俞文斌说：“‘文革’过去40年了，我们能坐到一起来是件大好事，我也多年想和大家见面。谢望春同志，我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应该化解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化解，留到下一代去，我们就又犯错误了。我们两派过去斗来斗去都吃了苦，挨了整，是上了当的。希望彭教授（彭勋）牵头，把那段历史写出来。这个历史应该是只讲事实，不带观点，不带派性。”
彭勋说：“我们能够见面是件好事，相信这件事能载入史册。过去两大派的恩恩怨怨，有打斗、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根子应从外部去找。”俞文斌说：“根子是林彪。”彭勋接着说：“‘七二○’事件后，我在京参加了中央首长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座谈的“八·八”会议纪要的整理工作。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指周总理）讲，武汉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百万雄师’人还在，心不死。会议纪要中提到‘七二○’事件是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四个‘一小撮’挑起的。成立省、市革委会时。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革”时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称为“三结合”——荣根按），‘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三结合’。”俞文斌马上接着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4年零8个月的牢。”章迪杰则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
写文革史一定要讲出真实情况
两派组织负责人交流了各自数十年来的遭遇。彭勋说：“‘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八年在受压。比如杨道远，先后为‘文革’坐牢27年。吴焱金受审查时跳楼自杀成了残疾，还坐了八年牢。你们（保守派）坐牢没有判刑，后来全部平了反。我们（造反派）这些人都判了刑，几十年没有一分钱收入。”俞文斌插话；“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彭勋说：“靠老婆孩子养活。最近才拿到一点生活费，有的人还没有拿到。”章迪杰问：“你们是什么罪名？”顾建棠说：“我们是‘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反革命’。”章迪杰问：“现在给你们发生活费是什么名义？”顾建棠回答：“是‘文革’‘两案’（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费。”章迪杰连声说：“这太不象话，太不象话！”
武汉地区“文革”中的两大派负责人2007年7月29日聚会合影，前排左起：胡秀娟、汪士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彭勋说：“第一，‘文革’两大派斗争实际上是走资派挑拨的；第二，我们这一代人要主动消除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第三，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共同把写‘文革’这件事完成好。”俞文斌说：“章迪杰是我们中最能写的，但还是不行，你们造反派能写。”
聚会中也重温了当年的许多争执。俞文斌请杨道远讲话，杨道远说：“你们‘百万雄师’不管文的、武的，矛头都是对准造反派的。而我们每次发表声明，矛头都是对准‘陈大麻子’（指“文革”期间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百万雄师’当作敌人。我们认为你们是受害者，是受他们（指当权派）操纵的。”俞文斌猜测说：“你是华工的郭保安？我们到新华工去，你们把我们抓起来，交给了公安联司。”杨道远说：“我是武汉测绘学院的，我叫杨道远，你记错人了。”
吴焱金也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汪士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会见中也澄清了不少历史的误会。杨道远问俞文斌：“你们见过几次陈再道？”俞文斌回答：“我们在‘七二○’前从来没有见过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他们派叶明副政委直接跟我们联系，‘七二○’事件后，我们去洪山宾馆军区支左指挥部找叶明，请武汉军区帮我们印发一个百万雄师勤务组公告：‘七二 ○’的所有错误行动由我们勤务组成员负责，希望造反派不要报复百万雄师的群众，让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叶明头一天晚上答应了我们，第二天上午就翻脸，赶我们走，叫我们去找新华工。”
杨道远说：“老俞说要把武汉‘文革’史写出来，就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不要怕丑，是谁支持的就说谁支持的。”俞文斌连连点头。
双方会见气氛很融洽，在场的人不时为对方的讲话鼓掌。
度尽劫波兄弟在
第一次会见餐叙，是前造反派负责人买的单，7月29日中午，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对方。此次“百万雄师”参加者共五人，除了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之外，还有：
沈邦安，现年69岁，“文革”前为武汉电子仪器厂干部，曾任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武汉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
叶长鸣，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之子，现年63岁，“文革”中为武汉工学院学生、校“文革”主任，“文革”后任驻香港中资某公司党委书记，现居香港。
造反派负责人参加会见的共九人，除了朱爱华、胡秀娟、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之外，还有：
柳英发，现年60岁，“文革”前为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1978年起被关押1年半；
林子忠，现年66岁，“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其妻徐筱芳（文革前为武汉医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三司革联勤务组成员，中共党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1977年在隔离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此次会见中，叶长鸣谈了他对“七二○”事件、对当局处理造反派头头的看法。叶长鸣说：“‘七二○’事件是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搞的。当年广州军区是他红一方面军的人马，北京和广州中间隔着个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不听他的话，林彪不放心；钟汉华当年在延安负责审干，对叶群在国统区的历史未作结论，因此林彪不满。”他还介绍，父亲叶明原来不是林彪系统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调到东北战场，属四野管辖；叶明在武汉军区‘三支两军’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发生前，当时中央已准备调钟汉华政委去中央军委工作。 他还披露，父亲2002年去世前写了一些回忆录，他正在着手整理这些文稿。他认为，“文革”结束后对造反派头头判刑处理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出狱后不安排工作，不给生活出路是不对的。
这次会上，双方也澄清了一些史实。例如，俞文斌回忆说：“‘七二○’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此事。”
汪士奇也回忆说：“老俞，‘6.17’（1967年6月17日）以前，你布置我打民众乐园，我说打不得，结果没有打。”
这次会见，整个过程的气氛友好融洽，双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并互留了每个人的电话，希望今后能经常互相交流，经常来往。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诗句，为武汉地区前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交流作了注解。“文革”的岁月，需要各方人士如实回忆；“文革”的创伤，也需要各方人士真诚交流去化解。如果说，40年来的风风雨雨使他们不可逆转地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却能够在总结个人经历和探求历史真相中，重新找到人生的真谛。
上图
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用汽车改装成的武斗装甲车，装甲车身背面的标语为“百万雄师过大江”，正面为“牛鬼蛇神全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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