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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据传去世的风波经中国官媒新华社辟谣后已趋于平静。但当人们对一名离任多年的年迈前领导人给予如此高度关注时，问题就不一样了。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看法。
几家中外媒体误报了江泽民病逝的消息，既反映了中国政府运作的不透明导致媒体猜测，也反映出人们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关切。
*学者：领导人健康状况应该公开*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的信息太不透明，领导人的健康也成为国家机密。他说欧洲国家早在20世纪中期，就将在任离任的最高领导人的健康做为必须向公众公开的信息。
他说：“当然他退休这么多年了，但他毕竟做过13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健康状况应该成为公众了解的、政府也有责任向公民、向全世界公开披露的消息。”
丁学良说，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制度，外界才只能靠猜测。
他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前，香港就有至少4次猜错。他说其中一次是某媒体得到邓小平身边人士的消息说，不行啦。媒体几个小时后就报了死讯，但是那次邓小平没死。他说，这和中国的特别制度也是有关的。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医疗条件世界第一*
丁学良：“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享受的医疗条件是世界上最好的，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无法和中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享受着全世界最顶级的待遇，就算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救不活的，在中国都有可能被救活。”
香港明报署名评论说， 84岁的高龄的江泽民健康出些问题，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一个卸任已经6年多的前领导人的生老病死，还能引起民间如此广泛的兴趣，在世界各国实属罕见。”
中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人们对这一消息的关注主要反映了在一个非法治国家里，民间关注江泽民存亡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未来政治格局。
胡星斗说：“尽管他是一个退位的领导人，但是在中国，毕竟现在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权力不一定和法律确定的职务有关，有的人可能没有职务，但是具有权力。”
*胡星斗： 权力和法定职务不挂钩*
胡星斗说：“这可以说是非法治国家的一个特点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领导人即使退位的领导人，他也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民众对此事的关注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前途或者说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吧。”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引述评论人士的话说，如果江泽民死在中共决定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18大之前，他的死就会增加最高权力交接的不稳定性。
该报援引历史学者章立凡的话说，江泽民之死将会改变中国的政治平衡。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他在胡周围安插了很多自己的亲信，以此来限制胡锦涛的影响力。他说：“如果他现在去世，我认为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不同的阵营，这些阵营之间可以相互制约，起到平衡的作用。否则的话，一方强势，主导力就会过强。”
*作家：中国制度性建设不够稳固*
北京的独立作家、评论家戴晴对美国之音表示：“各方关注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各派政治势力都在安排自己的人马，这就意味着将来的领导人是谁。也就是谁上台，今后的各种政治气氛、出台的政策等，都会有很大的变动。”
戴晴说，这是制度上的问题。她举例说，“美国的两党制、欧洲的总统制或议会制，不论哪个领导人出现生死或健康状况，它整个政治局面还会是稳定的。而在中国，不同的最高领导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她说如果江泽民在18大之前去世，就会使局面出现很大的变动。
戴晴说：“中国这种政治体系太在乎个人，制度性的建设不够稳固，于是他们的生死就这样被人关注。”
*公布信息是法治区别与人治的一个标志*
对此，丁学良教授的分析是：“江泽民在位时，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自拍的板。当时就有争议，在他退休以后有些政策的争议就更大了。当然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对这些政治的做法能不能延续下去、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修改、有什么大的人事安排，都有很重要的含意。”
丁学良说：“(因此中共)公开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公开个人健康的问题，在目前的制度和体制之下，最高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法制的权力，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人治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共最高领导人，包括现任的和退休的领导人，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不会对外公布。”
丁学良表示，中国政府在领导人健康问题上的原则就是能不说的就不说，能少说的就少说。大部分情况下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再说。他认为，也就是因为这种做法“才给外界制造了这么多的好奇心和‘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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