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先生曾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他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增订本）》引发很大反响。这本书曾被中宣部禁止，最近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杨继绳以翔实的权威资料分析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原因，并指出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中国改革以来，蛋糕最大最美的部分被有权人占有，没权的人只能得到剩余，就此造成了社会的“仇官、仇富”现象。而“富二代”和“穷二代”则是“集体世袭”和“阶层固化”的产物。

 问：为什么中国人的怨气却越来越大？

 杨继绳答：因为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改革以来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支付和改革利益分享错位，即对改革成本支付多的社会群体（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得到的利益少，而对改革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官员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得到的利益多。改革以来，中国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有权的人占有了“蛋糕”最大、最甜美的部分，而没权的人群只得到剩余。

 问：中国“红领阶层”和“红顶商人”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算是那个阶层？

杨继绳答：1992年底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时，我写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表示了我对权力进入市场的忧虑。不幸的是，两年以后，我看到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1995年我写了题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文章，所谓“红顶商人”是依靠行政权力发财的人。我在文中说：“红顶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 为什么权力能够进入市场？为什么能够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发财？这是因为权力不受制衡。而权力不受制衡，是因为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 “红领阶层”（有权的人）和“红顶商人”（依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上层。

问：是什么社会根源造成了当前的“二代”现象？

杨继绳答：“二代”现象是社会地位继承的结果，即阶层固化的结果。社会阶层固化有以下原因：

 第一，行政权力不受制衡。权力进入了市场造成不公平交易，社会地位低的群体吃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本来没有得到改革的政府职能更加强化。政府职能的强化且缺乏制衡，既造成了“官本位”的强化，也提高了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后的含金量。

 第二，户籍制度还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近年来户籍制度松动了不少，但还是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城市很多地位较高的职业，是以“有城市户口”为招聘条件的。进城农民只能从事那些经济地位、声望地位、权力地位最低的工作。

 第三，教育不公平。教育是提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教育资源（教育经费、师资等）分配不合理。地区间、城乡间和学校间的生均经费水平差距很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机会不平等。近年来，高等学校生源来自农村的比重下，来自城市的比重上升。

 第四，社会地位高的就业岗位继承现象突显。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靠借债，毕业后他们的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由于中上层的职位被继承，工农子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出现了“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是“穷二代”。过去寄以希望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条路被堵塞了。

 与“穷二代”相对应的是“官二代”。“官二代”的形成不仅仅是官家的主观愿望，还有一种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经济市场化了，权力还是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他们成了市场上最稀缺的资源。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问：您在书中提到城乡差别，户籍制度是否也是一个因素？

 杨继绳：户籍最近一些年放开了一些，但是还有影响。比如农民工进城以来，对城市贡献很大，… …但很多地位高的职业不让农民工进，必须要本市户口。农民工子弟上学，现在放开了，可以上，但只能上比较差的学校，好学校进不去。所以，都在城市，明显地把城乡差别带进了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里，还是二代，三代地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