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引江泽民原话称“所谓“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就是图谋“西藏独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亲共文人宋鲁郑称：“西藏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利益博弈的问题。自然是不择手段，不讲规则，完全依靠相互的实力”。溱洧梅胡扯：“西藏问题的实质不是民族或宗教，而是阶级斗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核心的问题”。中共认为“西藏問題就是達賴問題”，故自1980年胡耀邦提出解西藏问题的五点意见，至温家宝当政，始终限于安排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周农建称“西藏问题说到底其实仍是一个达赖问题”。[1] 上述人士要么克意歪曲西藏问题的核心如江泽民，要么持强盗逻辑如宋鲁郑，或者纯属被长期强制洗脑后的极度无知者如溱洧梅，至于中共及美籍华裔学者之西藏问题即达赖问题之论，显然是自以为聪明实则愚不可及的一厢情愿。

达赖喇嘛明确指出：西藏问题并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自由与尊严和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的实质乃是中国人与西藏人根本上不同。西藏文明源于数千年前。说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习惯；宗教和文化书面语言完全不同”；[2] 因而西藏问题的实质乃是民族独立，然而达赖喇嘛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仅要求真实的自治，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问题。

王力雄认为“境内藏人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國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情愿臣服甘当顺民，还是心存敌意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3]

苏晓康认为漢藏的民族衝突，有許多歷史、政治和資源爭奪的現實糾紛，但根源在于隔膜及其互相無知。[4]

张博树指出：“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但人权灾难是“果”而非“因”。专制政治制度才是西藏问题的总根源”。

2009年8月日内瓦汉藏会议代表们的共识认为“当代西藏问题的根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专制统治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 “西藏文化藏人的生活方式处于危机之中；藏人的基本人权正受到政治强权的摧残，藏人自由是为西藏文化能够延续”。[5]

吾以为张博树博士和日内瓦汉藏会议代表们的共识的见解有相当道理，因为西藏问题表面上是人权侵犯，包括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特别表现为民族（宗教）文化灭绝，但造成此种人权侵犯的根源在于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本身，它是中国一切问题（当然包括西藏问题）的总根源，因为中共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张与传统的观念（包括传统习惯，宗教，道德与文化）作最彻底的决裂，且中共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犯罪利益集团，而一党专政的极权暴政必然极度不公不义，“尊严、平等和人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前提条件，公平和正义则是保障人类幸福基础”，凡是没有人权、公平、正义之所，即不可能存在幸福与安宁，而人生的目的在于幸福。进而言之，西藏问题还离不开主权问题，达赖喇嘛出于政治现实实力和藏民与中国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考量，为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权争，经深思熟虑且征询了众多藏民的意见后，提出不寻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上藏人无权主张自决权即独立权。因此欲解决西藏问题，归根到底乃体制变革问题，可以断言：只要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体制不根本性改变，亦即暴政一日不终结，西藏问题便不可能获得解决。当然吾诚恳地希望我的判断错了，如果中共当权者终于良心发现，我宁愿自已承担误断的谴责。

【注解】：

[1] 周农建：“西藏问题的前景与北京的选择”，联合早报，2011年6月24日。他认为藏人数百年政教合一的文化宗教传统，不可能因为达赖主动退休和所授意的选举，在一夕之间改变。达赖无论退休与否，其实都是藏人的“天子”。达兰萨拉因为达赖的驻锡而成为藏人心中的圣地，流亡政府因为有了达赖而获得了影响藏人的某种话语权。倘若达赖回归境内，而继任的达赖又在境内产生，也就意味着精神圣地的回归和海外藏人运动的消亡”。

[2] Statement of Dalai Lama on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995

[3] 王力雄：“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中国报道周刊，2008年03月23日

[4] 蘇曉康：“渭城朝雨浥輕塵”2011年5月 6日

[5]“汉藏会议共识西藏并非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自由亚洲电台2009-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