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公民月刊刊出杨继绳的一篇文章：解析公权腐败危局。作者提出：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主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

作者认为，公权腐败另一个方面是权力世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高干子弟的，实际上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不是指高干子弟个人。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

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文章指出：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的利益，只是为少部分人谋利创造条件。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监督和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社会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说过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他说的是平面图形，社会合力实际是多棱园锥体的中轴线，好像一把半张的雨伞的柄。社会合力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博弈的结果。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按强势群体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订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借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常常有利于强势群体不利于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损他们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他们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官员财产公开、遗产税等虽然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不能实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

国发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个日子以后，老百姓需要高价买房，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 “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制衡权力 驾驭资本

文章说，近几年来，出现了“仇官”“仇富”社会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经营而致富的。但是，这两种社会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要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作者提出：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

文章最后指出：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