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民愤主要指向干部腐败，尽管最高层意识到腐败断送人们对中共的信任，并且一再严惩腐败干部，但却很少改变独裁腐败的制度本身，依然采用高压手段维护稳定。

"群体事件"愈来愈多，高压维稳难以稳定

《日报》12月16日的评论认为，乌坎的抗议只是中国每年数万起抗议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官方称之为"群体事件"。

该报写道："'群体事件'的具体数字有多少不得而知，官方统计的标准也同样不为人知。抗议从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5年的87000起，也就是说12年间增加了10倍。

可是此后就不再公布官方的数字。2008年，非正式地提到127000起事件，这就意味着数字继续大增，也说明为何加强保密。

"根据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说法，65%的抗议根源于土地纠纷。所以，这些冲突偏偏在繁荣的南方省份广东激烈发生，是不足为奇的。广东是最富的省，工厂最多，土地利用的矛盾也就相应尖锐。"

民愤指向腐败干部

评论解释说，因为中国没有私人地产，土地征收就是提前取消长期租赁权，给予很少的补偿，高价卖给私人投资者。"当耕地被转变成高尔夫球场、豪华居住区或工业区，农民就被从其祖辈相传的土地上赶走。

"地方干部常常应允有利可图的生意，通过受贿或参与项目从中渔利。所以，被剥夺者和被驱逐者的愤怒主要指向让他们觉得腐败和不公正的地方官员，而不是指向北京的政府或者制度本身。其实，老百姓常常期待着北京领导人的干预。"

文章分析说，"近年来的抗议由于多种原因继续上升，比如农村人口已经不再消息闭塞，教育程度也有提高，包括对自己个人权利的了解。通过互联网、尤其是在中国深受喜爱的类似于推特的微博沟通，迅速的信息交换和较易组织抗议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近年来社会鸿沟更加扩大，就是说较之比较贫困的阶层，富人富得更快也更加肆无忌惮。中央政府采用废除农业税、更严格的关于土地转换的法律以及武装警察加以应对，对农民而言，司法上的可能性在实践中依然大受限制。常常是在抗议之后，地方官员才受到惩处。

"政府一再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这也在官方的'和谐社会' 宣传中体现出来。迄今为止，政府总是得以成功地阻止了地方抗议以及对诸多问题的不满而相互串通起来，形成危急中共统治的力量。"

高压对付社会反抗

《维也纳日报》12月15日认为，对中共来说，民众抗议这个问题"不容忽视"，胡锦涛在一个讲话中也提醒党员不要"脱离人民"和不能腐败，因为腐败断送人们对中共的信任。"虽然一些省级官员和党的干部一再受到严惩，然而极少改变深受独裁专横和收贿受贿影响的制度。一旦发生骚乱，国家权力很少通过对话进行疏导，反而总是刁难和逮捕那些反抗者。"


报摘：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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