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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调研报告确认，中国农民工子女---无论是跟父母进入城市的，还是随爷爷奶奶留守农村的---在义务教育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
杨勤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当了10年校长。他万万没有想到，2011年，乡政府一纸命令就把他任职的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关了。
*学校关闭 说砍就砍*
谈起这件事，杨勤非常伤心。他说：“学生1328人，教职工46人，占地面积13亩， 32个教室。这么大规模的学校，说砍就砍了。”
当时，包括5个外国媒体在内的26家媒体对此表示关注，但学校还是未能保住。
杨勤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东坝实验学校只是当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拆迁的24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之一。
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学校数量锐减，已经从最初的500余所减少到现在的100所左右。
传知行研究所去年对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市以及河南、安徽两省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
杨勤校长在传知行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东坝实验学校能维持十年非常不易。有一次，一年里就搬了三次家。他说，学校被取缔后，有些学生不愿意分流。
他说：“你们不知道，当时防暴队的、派出所的警车几辆都开到学校操场上去了。家长也急了，后来把大门都给锁住了。”
*公办门槛高 教育受歧视*
按照规定，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应以公办学校解决为主。可是，传知行的调研报告说，一些城市只对农民工子女有限开放公办学校资源，而且对他们入学设置种种刁难性条件，如缴纳赞助费、捐款等，使他们根本无法入读。
报告撰写人之一任星辉以北京为例指出，总体来说，要进入公办学校的话，“第一个就是入学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还有就是同校不同待遇，即使进去也不意味着跟北京本地的学生在一个课堂上。有一些是前后院安置，甚至把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学校给农民工子女上课的老师质量总体下降。”
调研报告说，对于公办学校之外的其他办学形式，一些城市采取限制态度，还阻止社会自身去寻找出路，致使民办教育和自救性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得不到发展。
也有些城市放开办学管制，让市场化运作的民办学校来解决问题。报告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通过付费购买合格的教育，但是却把义务教育的开支转嫁给了农民工家庭。
任星辉说，深圳民办学校承担着40%以上的中小学教育任务，它们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可以跟公办学校相比。
*教育收费高 民工难承受*
他说：“但是有一点，他们这种办学是一种投资行为，跟办企业没有太多区别。......收费比较高，每年学费大概要3000块钱，还有校车费用，一年差不多是4000多，这对农民工来说不是一笔很小的费用。”
他说，在合肥市，公办学校以各种方式收取赞助费，差一点的学校要3000块钱，好一点儿的要10000元以上。农民工子女学校条件虽差，但收费少，从400元到800元不等。因此，很多农民工宁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情况也不乐观。任星辉说，从2000年到2009年， 中国学生数量减少了2900万，教学点撤销了10万所，减少59%。
由于撤点并校以及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儿童面临无法就近入学或者就近无好学校可上的问题。而远距离上学又造成上下学交通问题和寄宿生的照料及餐饮问题。
在中国，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的儿童，数量在58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还有至少2000多万流动儿童。
*义务教育权未受平等保护*
传知行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无论流入城市的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工子女，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平等的保护。
不过报告说，在几个城市里，上海做得比较好。上海在城乡结合部新建了一批学校来接纳流动儿童，并基本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覆盖。
参加座谈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表示：“北京不但没有新增学校，而且还关掉不少公办学校，对农民工的学校投入也很少，打压比较多。北京和上海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报告说，义务教育是一种面向所有适龄儿童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附加在户籍之上的地域特权。
报告呼吁落实法律的平等保护，消除对农民工及所有移民的制度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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