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初，王立军案庭审在成都中院开始，相信与谷开来案一般，很快就会有一审判决，而王立军相信也和谷一般，不会选择并无任何意义的上诉，以换取更为有利的刑期。多家国际媒体在开庭前赶到成都，但并未获得有实质意义的信息，官方新华社在随后发布长稿，对庭审信息进行了披露。

根据官方信息，2009年，与薄熙来家关系密切的企业大亨徐明曾送给王立军位于北京的两套房产，价值超过45万美元，接受者很可能是王的女儿，随后2009年7月，王立军应徐明的要求释放三名羁押人员。

此外，薄家的“家臣“于俊世曾为王立军支付重庆别墅将近3.2万美元的租金。作为回报，王立军释放了一名羁押人员。于俊世曾经是一名军事情报官员，为薄熙来家做沟通协调工作。

《纽约时报》报道说，王立军的辩护律师王蕴采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新华社的报道基本准确地描述了庭审中提到的案件始末。但她声称，王立军没有接受徐明和于俊世的贿赂。她表示，是谷开来通过这两人安排了给予王立军的“好处”。

该报的中文版网站，在英文原文为“FAVOR”的这个词翻译成了“好处”，有网友将其翻译成“赏赐”，这一似乎有宫廷斗争的色彩的用语，引起了许多争议和讨论。

许多网友认为，而拒绝接受上司妻子谷开来的安排的金钱赠与，似乎不太符合中国官场的潜规则，难以对其苛责。如果王立军在公职生涯中，仅有这300万的不法收入，似乎证明王立军颇为廉洁。

有网友分析认为，“在这里，出现了三个色彩不同的用语，贿赂，好处和赏赐，“贿赂是王高谷低，好处是王谷平行，赏赐是谷高王低。”

另有分析认为，王蕴采律师的原话不会是“好处”，太鄙俗不专业，也未必是“赏赐”，太文艺又尖锐，就法言法语，为王立军辨白的职业身份来看，这个词更可能是＂赠予＂。

该案中，监听被列为机密，不公开审理，而王立军案中许多情节与监听有关，从监听中纪委副书记马駇，再到各位到重庆高干的高官，王立军的监听之耳无所不在。

资深媒体人杨海鹏认为，王立军本人作为刑侦专家，本有强烈的窥视癖，因此在大量进口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拿一些敏感人物试试身手，也就不奇怪。且此人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除监视主人要求的目标外，自己做一些涉及私人安全的活计，也就毫不奇怪。

例如，王立军虽任公安局长，但对名义上的领导政法书记刘光磊甚为不满，亟欲取而代之，遂命王智领衔专案组监听刘的来往电话。到重庆后一直隐身于专案组的王，曾冒充中纪委人员拘禁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刑讯逼供以整刘材料。若非己事发，王立军已将矛头对准另一副局长唐建华，以及原重庆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等。

王案中，薄熙来对王立军的一个耳光，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杨海鹏认为，“在这一体系中，打耳光骂几句娘，该是家常便饭。有句话说，领导打骂那是不把你当外人。但这个耳光不寻常”。首先，去年五月中纪委直捣铁岭，年末已掌握王的问题；王隐藏谷杀人证据并对薄有监听反制行为；在打耳光前，薄已深疑王，王达薄打耳光是因王欲拿谷案证据反制。

资深媒体人何三畏评论说，所谓向主子“汇报”谋杀案是什么意思？主子早已知道，有什么必要汇报？如此敏感的谋杀，有什么必要拉上旁人（副局长郭维国）在场？因为当时马仔作为全国权力角逐场的一粒棋子，已经感觉到危在旦夕，东北的几个兄弟已被拿下。但主子同样已经感觉到最后博击时刻的压力，而马仔竟然意图摊牌自保，不由盛怒而挥掌矣。

官方消息也显示，薄熙来和王立军摊牌前后，先后两次抓捕了王立军身边的7名工作人员（官方用语是“非法审查”），据记者所知，这些人受到了严酷的刑讯，并有人因此死亡。

这些抓捕者试图找出王立军掌握的证据，当地还有传说称，王立军还发现了一次对他的未遂暗杀图谋。

此外，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中国警方车辆包围成都美国领馆时，王立军把一名同伙的手机号码悄悄递给了美国外交官。他说，根据这个号码可以找到薄熙来妻子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Heywood)的证据。当时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之一。

据直接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士说，王立军曾一度提出让一名同伴进入领事馆，这名同伴握有书面证据，但是由于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当时已经被中国警方包围，王立军的同伴根本不可能进入领事馆。

美国方面把手机号码转给了英国外交官，并指导他们怎样从王立军的神秘同伙身上获取情报，包括在一个受欢迎的中文电子邮件与信息服务网站上，使用指定名称开设一个电子邮件账户。英国方面开设了账户，并给上述手机号码发送了信息。

据说，英国人从王立军的同伴处收到了两条短信。短信中概述了王立军做出的指控，但并未包含任何证据。王立军的这名不明身份的“同伙”在王立军在被带到北京，音讯全无时，在还曾发信息给曾经采访过王立军的南方周末一名记者。

王立军的这一安排，确保了王立军不会在高层的权衡中被灭口和牺牲。

该案的种种细节，令人触目惊心。王立军步步为营以求自保，体现了他作为刑侦专家的职业素养，但就整个故事来看，王立军的作为，揭开中国政治家族最阴暗的一面：他们对法律和正义完全没有信心。

这一故事中，高级政客在这一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完全不考虑诉诸法律，而是直接的暴力与权力，而被打压者王立军则选择了监听和“叛逃”，而非举报和公开，更说明了他对中国当下的司法和政治制度并无信心，种种细节，令人扼腕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