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念十八大报告让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想睡觉。
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第一天的报告中提及中国必须面对的各种面向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例如贪腐)等问题,此外,他也提及了限制国有企业独霸的可能性。外界认为较为难得的是胡在报告文件中也对与他所主张的“和谐社会”互斥的社会动乱表达关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
但整体而言,胡的演说和报告了无新意。《纽约时报》认为虽然此报告像是在推行新的改革计画,但事实上它代表的是中共领导人对新计画的阻碍意图。另外,除了与外界推测的不同、“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刻意被忽略之外,在外界最关心的政治改革方面,胡锦涛也特别表示中国政府应“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胡所指的“邪路”显而易见的是朝实质民主制度的完全改革。
从报告看来,中国政府依然强调一党专政,经济社会等改革也必须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之内发生,而似乎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演说只是“十年胡主义的终曲”
胡锦涛在十八大的演说回顾了自5年前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事项、并擘画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合意和持续性是重点。这份报告文件在党内流传、耗时数月且经历许多草稿和修改。
胡在演说中承认社会问题增加,并提醒代表,政府需要帮助农村的穷人和整合都市与乡村的发展。《卫报》11月8日的报导也认为演说中有强化市场角色的暗示,环境议题也在这次大会中第一次有专属自己的讨论部份。
但中国的邻近国家可能不会乐见胡在这次演说的承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特别是在最近南海与东海的领土争议爆发后。
在反省广泛的社会问题时,胡也强调增进公民道德的重要性,表示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
但是整体来说,胡的演说单调乏味,只是个“十年胡主义的终曲”,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凯瑞?布朗(Kerry Brown)说。他并对《卫报》表示,“当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件在发生,然后把它跟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作比较,你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精英。”
宣告政治制度将维持原样
针对中国政府的贪腐问题,胡锦涛表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他并说“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许多人期待今年中国政府内爆出的一连串丑闻丑事,能使共产党经由彻底的改革对贪腐问题做出根本性的解决。但是胡在十八大的报告中告诉代表们:“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重要的是,报告中更有“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一句,虽然根据《金融时报》指出,这句话只在报告文件中出现,胡并没有对代表们演说时提及此句。
北京大学政治学家张健对《卫报》表示,胡的报告“向期待改革的人们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不会改变;我们会维持原样。”
北京独立学者陈子明也向《卫报》说:“我之前没有期待会有大的变革,但是这次是根本连小的改变也没有。”
“习近平不会是戈巴尔乔夫”
之前也有人希望习近平能在接任后迅速地进行进一步开放和改革,但胡的演说中依然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告诉外界,共产党并没有放松控制政治与经济的打算。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画主任钱钢是分析中国领导人演说的文本分析专家,他认为胡锦涛的演说几乎用了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改革的说词。《纽约时报》说明钱钢是指胡锦涛在演说中以“毛泽东思想”一词提及了毛泽东3次,也在文件中明确表示不会跟从西方政治制度,而后者是在5年前的十七大并没有提到的。
钱钢说,“他们不轻易说出这些话。当他们提及了,就代表着什么。”
在此次演说中,胡也造了一个新词,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会走上“邪路”。《纽约时报》指出胡的演说应是与他的接班人习近平一同起草的;但尽管习近平有询问中国知识界的自由学者的意见,但习并没有反对胡演说的方向、或是他并没有能力改变它。
中国观察家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这表示习近平在接班后并不会有完全的权力。除了政治局常委们,他也会需要听从胡锦涛、江泽民、以及另外约20位党内资深大老的话。在此次十八大的开幕典礼上,江以及大老们就坐在胡锦涛的身旁,许多人已经70多或80多岁并拥有几十年权力在握的经历。
前中国官员、也是研究中国政治和提倡民主改革的研究者姚监复表示,“习近平无疑地不会是一个戈尔巴乔夫。所有改革面向都有一个前提──中国共产党必须持续执政。”
十八大召开前,《华尔街日报》旗下的《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 Report)邀请了两位中国专家对中国可能的政治改革作辩论。布鲁斯金学会中国中心的研究员李成对政改表示乐观,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则抱持怀疑。他们此次的辩论是针对中国对改革的需求。
李成﹕新领导群应把握政改时机
李成认为,政治改革代表中国领导层会开放政治制度内的竞争和监督以及法治。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种民主改革,但是中国领导人大概不会希望用这个词,他们会强调党内民主或是党内选举。李并表示,新接班的第五代领导根据几项理由有可能推行重大或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首先,改革可以说是个必须,而非选择。薄熙来事件揭露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漏洞,贪腐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以规模和范围来说,这种程度的贪腐都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在说的贪腐案例很多都是几十亿美元,包括中国铁道部长。中国共产党已经因为这些贪污丑闻失去道德上的基础。对他们而言,道德堕落没有底线,这点可从薄熙来妻子杀害英国商人一事、以及许多其他的权利滥用事件看出。
因此,新任领导层会希望提高民众的信心、建立新的形象,特别是现在民众信心如此低,对新的领导层也就有更高的期待。李成认为,习近平等人应该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李成并指出在过去的世代里,每个世代的领导人一上任皆会採取一个新的计画。邓小平代表的第二领导世代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将中国带离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引进企业家和资本家入党,改变了党的结构,尤其是党的领导层。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关注社会议题、社会团结和地方均衡发展,或许他的政策并不非常成功,但他将中国倾斜的海岸发展政策引导到更均衡的地方发展模式。
在这个背景下,李成认为不难想像新一代领导人将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也渐渐有个共识: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政治上的瓶颈所导致,而这就会使得政治改革成为一件必须进行的事。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无法进行从出口经济,转型至创意导向、国内消费为主的经济体结构上的改变。因为创意导向的经济需要政治上的开放,消费和服务业发展则需要更强化的法治。因此,没有政治改革也就不会有中国需要的高度经济成长。
最后,李成说,中国领导层也理解到,或许政治改革风险非常高,但是他们也希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如果不这么做,那革命会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没有人、更没有领导人会希望事情往革命方向演变。因此中国第五代领导面对的是这样的难题:拯救共产党、也就是大胆的政治改革以及放弃一些权力和特权,或是被历史一脚踢开。
裴敏欣:改革不会因有需要就会发生
裴敏欣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应该只包括行政上的修补,那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因为改造官僚系统、发起另一个反贪腐运动或是发出一些新的口号﹐皆无法重建民众对现有政治体系廉洁度的信心。
裴敏欣同意李成的说法,认为政治改革必须是扩大民众的民主参与,也就是使地方选举更有实质上的意义。裴表示这个建议是指一个重大的改变:人民将选出的代表送入地方的人民大会。裴认为这些并不是做不到的事,像是民选镇长等。另外司法系统也需要改变,透明度和独立性必须增加。人们也需要有公民自由──媒体自由和结社自由,强化中国的公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同意李成的政改必须性的说法。对政改的需求是很大的,因为我们都了解今天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可信度,它维持权力的方法是靠压制。在开会前夕需要禁止商店卖刀的政府,不会是一个有自信的政府。
贪腐也是问题,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缺乏政治改革和未来经济停滞的相关性。因此裴敏欣同意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尤其现在社会问题也相当紧张,这迫使政府必须作出改变,而不是仅仅口头承诺。
但裴敏欣对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却不表乐观,原因在於,需要政治改革不代表改革就会发生。不只在中国,在许多其它威权国家都可以看到,即使一国有进行改革的迫切需要,但是改革却没有发生。
另外一个不乐观的理由是,政治改革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它必须首先在知识界发生。也就是说,现有精英必须表示权威统治不适合中国,他们必须理解到这是一个已经破产的统治模式,假使他们继续维持这个走向,他们将会失去一切。但裴敏欣认为中国的领导者还没有理解到这点,他们的说法和作法皆没有显示他们认为权威体制不适合政治生存。
最后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很有可能的是,最后的名单代表领导层的权力均衡,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行将中国带往不同的方向。裴敏欣因此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认为不会因为有改革的需要,改革就会发生。
中共实施党内民主仍须努力
前些日子也有许多人对可能由胡习两人提议的党内民主感到期待,但在看到胡锦涛於十八大上的 “邪路” 说和信誓旦旦地表示不走西方制度后,对由新一代主导的政改可能性难免产生怀疑。党内民主真的能代表共产党的决心或改变吗?裴敏欣在11月8日发表於《华尔街日报》上的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党内民主的虚幻性。
91岁的共产党在十八大进行时,开始思考如何以更民主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有些党内领导支持党内民主作为提升共产党在党员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增加民主竞争的手法。尽管这个想法已为缓和政改要求而流传了一阵子,但是裴敏欣认为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威权统治的问题。
党内民主,即增加党内选举的竞争度,是个很吸引人的想法。这个想法背后的思想是,假使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希望进行成功的民主转型,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就是让她的统治精英先遵循一些民主的规范,之后在将民主引进至整个社会时就不会过於混乱。
提倡这种说法的人们经常以美国两党选出候选人的党内初选为例。但是裴敏欣认为这个比喻经不起细部考验。
一党制度的党内民主带来纷乱
美国两党选出代表候选人的程序当然是实质民主制度的一环,每个党想要在民主制度国家内赢得选举的动机使得他们必须採取这样的程序。以历史来看,党内民主是在实质民主之后、而非之前出现的。
裴敏欣表示,党内民主提倡者所希望的由党内民主导向中国完全民主,只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在现行的一党制度下,党内斗争是隔绝於民众可视范围之外的,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揭露,如薄熙来丑闻。否则一般而言,输家皆只是得到一些补偿后就保持低调。但党内民主将会完全地揭露这些分裂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向民主的转型不会是平顺的、反而会制造不安。
输家们会自然地认为他们的对手是经由一些肮髒的手法获得胜利,他们因此会倾向离开党并号召反对他们对手的力量。想像假使薄熙来是在一个更“民主”的共产党内失败,前重庆市委书记大概会脱党,而后建立自己的民粹政党。
或许这样的分裂会导向中国的民主转型,但是党内民主的提倡者应该不大可能会希望冒这种风险。因此除非党内民主的提倡者是一群极度聪明的马基亚维利式的阴谋家、意图从党内部搞破坏,否则中国人对这种提议必须谨慎。
真正民主改革需要“改革独裁者”
假使中国共产党的长程计画是引进真的民主,党内民主也是个错误的策略。矛盾的是,成功的民主改革需要一个“改革的独裁者”,他要可以压制来自统治精英的反对,就像邓小平在1970年代晚期进行的改革开放。党内的竞争给予包括强硬派的每个派别同样的发声权,这将会使得改革难以进行。强硬派只需要争取党内希望维持权力位置的党员的支持。
於此同时,更激进的党内民主支持者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表示,真正完全的民主或许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不同的利益团体可以在党内竞争。这些人举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和它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例,但是这个比喻依然错误,因为这些派系只是企业和保守利益的代表;自民党在其高峰时更像是个寡头政权,而不是一个拥有党内民主的政党。
党内民主无法取代真正的民主
裴敏欣强调,党内民主并不能取代真正的实质民主。现今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能说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它是由精英、尤其是政府官员所把持的。工人和农夫、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只佔了8千3百万党员其中的30%.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移民更是严重地代表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党内民主更可以代表这些边缘团体是件可笑的事。
她也很难想像党内民主得以保护与民主制度高度连结、却在中国极度匮乏的公民自由。党内民主也许会赋予党员前所未有的权利,像是投票和公开反对他们的上司;但是这只会使得已经是精英的人们获得更多政治特权,而且这只会使得中国社会更加憎恨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今天真正的挑战是合法性的问题,党内民主不会是解决方法。共产党的贪腐和长期隐瞒政策失败的习惯摧毁了它的可信度,他们声称必须持续统治的理由已经渐渐无法说服愈来愈多受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民,这些中国人民将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必须在威权体制下生活,而唯一可以实现中国的需求的方法就是真正的民主。
编译参考新闻:
1. http://www.nytimes.com/2012/11/09/world/asia/hu-jintao-exiting-communist-leader-cautions-china.html?pagewanted=all&_r=0
2.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nov/08/chinas-congress-reveals-elite-another-planet
3. http://www.ft.com/intl/cms/s/0/b89dbb68-28ce-11e2-b92c-00144feabdc0.html#axzz2BgPnzRuE
4.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2/11/08/li-vs-pei-on-chinas-prospects-for-political-reform/
5.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38947045781064041583217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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