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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9日的国际反腐败日活动恰逢中国网络反腐运动方兴未艾。如果说连日来数名官员因被网民揭露涉嫌贪腐而迅速被调查、被查处的话，中国的反贪努力能否因此走出常年越反贪越腐败的怪圈却令人怀疑。有人从网络揭发贪腐嫌疑到涉及官员被调查之间的快速与效率中，看到了中央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但是，网络反腐的兴起也恰恰反映出制度反腐的缺陷，有人因此认为，眼前的反贪行动仍然没能走出做秀、演戏的模式。
最近几个月，中国的网络反腐可以说硕果累累。从拥有11块名表的陕西“微笑局长”杨达才，到被发现有22套房产的广州“房叔”蔡彬，从重庆因不雅视频而一夜窜红的雷政富，到儿子因醉酒驾车殴打交警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亚力，从涉嫌为贩毒团伙充当保护伞的广东英德市副市长郑北泉，到被揭发包养“双胞胎情人”的新疆乌苏市公安局长齐放，从涉嫌学历造假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到因被揭发拥有5块名表而成为媒体关注中心的兰州市长袁占亭，种种嫌疑一经网络揭发，涉嫌官员或被调查至被撤职，或不得不出面为相关指控自圆其说。网络反腐显然正成为中国打击官员贪污腐败的一支势不可当的生力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2010年承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监督”相关课题的研究，根据他的统计，最近8年间，中国内地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过网络反腐事件，共计118起，其中2011年达到近50起。网络反腐案件不仅超出以往任何时期，而且“准确率”相当高，所举报问题经调查后多被证实。
网络反腐来自民间，显示着民间对无所不在的官员贪腐行为的愤怒，和对制度反腐力度的失望。应该说，今年初的薄熙来事件已经显示出中国官员贪腐现象已经普遍而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执政党的信誉因一桩又一桩的官员贪腐案而一跌再跌。而国际反贪污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几天前发表的“2012年贪腐印象指数”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的贪腐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在国际排名中从原来的第75位，跌落到第80位，在满分100分的情况下，中国只得39分，严重不及格。
网络反腐强大的力量正对政府的反贪力度与决心形成压力。中国最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在国际反腐败日前夜发表文章，承认“网络举报多处开花正倒逼中国反腐制度创新”。有人从网络反腐近期一经披露立即引发调查的高效率趋势中，看到中央政府反贪腐的决心。
应当说，中共最高领导层对贪腐事态之严重并非全无意识。即将卸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18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承认腐败已使得执政党面对亡党亡国的危机；在中共18大上正式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习近平也在18大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警告说，腐败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不过，网络反腐的兴盛也恰恰反映出中国政府反腐的严重缺陷。执政党誓言彻底打击贪污腐败并非开始于今年11月的中共18大，但是贪腐案件屡揭不绝，贪腐金额越来越大，涉案官员也级别越来越高，以致于民众对于来自中央政府的反贪腐行动开始渐失信心。透明国际不久前公布贪腐趋势调查显示，1/3以上的中国民众认为政府在打击贪腐方面没有成效，46%的人认为贪腐问题愈来愈严重。中共新领导层反贪腐的决心也许并非虚设，但打击贪腐的实际力度则需要有制度性的保证，既需要有独立于权力干预的司法体制，也需要有独立于政治导向的开放的媒体监督。如果说近期一系列官员因被揭发贪腐而被调查、被撤职的话，中国民间越来越多地要求官员公布其资产的呼声却始终没有得到高层的积极回应，而目前民间网络揭发举报贪腐的案件也始终局限在一定级别的官员。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披露中国政府总理家人敛财致富，但相关消息立即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屏蔽，《纽约时报》刚刚进入中国的中文版也自此无法从中国大陆登陆访问，中国有关方面称应温家宝本人的要求已经立案调查，但几天之后就已经盖棺定论。网络反贪显示其高效率的同时，其缺乏法律框架的弱点也同样毋庸置疑，网络反腐的高效率必然进一步推动民间反腐的热情，但缺乏法律约束方式也难免不会在亢奋之中导致人人自危的民意审判局面，甚至出现恶意攻击、造谣中伤的负面结果。
反贪腐行动近期得到了网络反腐的有力推动，中央政府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乐观其成的肯定姿态，但是，真正有效的反贪腐行动不能没有制度的保证。如何从制度上扼制官员腐败、遏制导致贪腐盛行的权钱互动链条才是对中共高层打击腐败决心的真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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