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几名农民工在一处自行搭建的工棚中吃晚餐。共有数百名农民工在这处工棚居住。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似乎将他们实现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了城市化上。他们认为，随着农村人口日益融入城市经济，对从住房到教育再到医疗保健等诸多服务的市场需求将急剧增长。

但中国民间智库北京安邦咨询公司(Beijing Anbound Information)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高城市化率也是有代价的。安邦咨询向中国各地的不少地方政府提供顾问服务。这份报告说，高城市化率的主要代价是社会问题会被放大，在中国这个有着相当数量社会矛盾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安邦咨询认为，一旦城市化率达到50%，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会显著上升。中国的城市化了已经超过了5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末时达到了51.27%。

安邦咨询说，50%的城市化率是与城市地区社会风险不断上升相关联的，这是一个重要水平。

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有趣事例。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城市化以及其他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如何引发更严重社会动荡的，在某些情形下，社会因此陷入了深度不稳定状态。

以墨西哥为例，该国的人口形势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转变，城市化率突破50%。1968年，就在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几天，墨西哥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爆发，不满政府政策的数十名学生和其他抗议者被杀。

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也从1979年的伊朗局势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当时愤怒的民众推翻了亲西方的伊朗国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安邦咨询说，伊朗当时的城市化率也在50%左右。

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骚乱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中国政府创造的一个词，用来称呼抗议和示威活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中国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是10年前的四倍多。

一直以来，土地纠纷都是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来源，城市化进程加剧了与土地开发项目有关的紧张态势。据有政府背景的《法制日报》报道，2012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超过五分之一与土地纠纷有关。《法制日报》还说，冲突已经向城镇转移。尽管没有给出可比数据，这家报纸说，2012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有51.1%涉及城镇居民。

由于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将需要共享资源，包括社会福利。安邦咨询说，这有可能引发矛盾。

安邦咨询提到了2011年广东省增城有关部门和来自四川农村的小贩发生争议之后，市民与警方发生的冲突。增城政府在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说，当地官员指责来自四川的妇女王连梅和她丈夫阻塞通道之后，王连梅在与当地政府官员的争执中受伤。声明补充说，数百人与当地官员发生了冲突。

当地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共有19名犯罪嫌疑人因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故意破坏财物罪被逮捕，他们中大多数是外地人。

安邦咨询补充说，人口不断聚集还给城市带来了高能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患，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今年1月，笼罩北京的有毒雾霾震惊了全世界。对空气污染感到不满的网友强烈呼吁拿出解决方案，甚至连官方媒体也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安邦咨询说，这些诉求和隐患，最终都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

中国已经释放出打算应对社会紧张根源的信号。周二，国务院发布了缩小贫富差距的综合方案，承诺加强对困难群体的救助和帮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国企上缴红利比例，从而为政府雄心勃勃的福利计划提供资金。

安邦咨询说，贫富差距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