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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静子承认“红色血统”（red blood）家族让她享有各种特权。
《明镜月刊》特约记者辛鸣
中国这些新贵的财富和关联通常隐藏在强调严格隐私的离岸地。
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是王震的孙媳妇，美国一流名校毕业，曾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带到中国，也曾是跳水女王伏明霞的经纪人。
叶静子的丈夫是王震的长孙王京阳，后者拥有加拿大名校约克大学计算机和数学双学位。目前他是北京掌上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这些人如今正在国内商场上借助雄厚的家庭背景而呼风唤雨。
彭博社的报导指出，鲜为人知的是，37岁的叶静子还是辽宁星际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计划使用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巨头国油石化（PCHEM）提供的技术，在中国东北制造汽车发动机。根据公司文件，星际动力的唯一投资人在英属维京群岛註册。我们尝试联系叶静子，但是不成功。马国油石化也未回复彭博社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2010年11月26日至28日，上海浦东将迎来一场赛车界的盛事——2010年中国国际房车街道赛。这场比赛的幕后推手，正是星际文化集团，或可说是该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叶静子。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安达利尼（Jamil Anderlini）曾採访过叶静子，文章描绘了中国“太子党”的优势与压力。
报导指出，这是德国房车大师冠军赛首次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举行，叶静子为此已筹措人民币1亿元（1500万美元）的投资。
DTM房车赛官方组织ITR主席阿菲特（Hans Werner Aufrecht）表示，非常高兴能与叶静子的星际文化签约，在他们看来，於中国举办赛车的理由显而易见——“对我们的制造商之一‘奔驰’来说，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市场。”
报道称，事实上，能在上海中心商业区举办车赛，证明了叶静子不论在人脉或影响力上，出生名门的头衔仍为她提供了方便。因为即使是统治阶层的菁英，也很少有人能说服上海政府为了一场车赛而关闭大片区域。
其实，当叶静子热切地谈论自己的事业与慈善工作时，很容易忘了她是个享有特权的“太子党”，叶静子的祖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老之一——叶剑英。
叶剑英为中华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经过长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职，并带头逮捕“四人帮”，终结“文化大革命”风暴，为邓小平的掌权闢出一条路。
正当叶剑英为新的繁荣中国铺路时，其子叶选宁和夫人钱宁戈於1975年於北京生下女儿，并由叶剑英取名为叶静子，叶静子在北京专为共产党领导后代设置的菁英学校上学，由於父母经常外出工作，叶静子与长4岁的哥哥叶弘从小由奶奶带大。
当叶静子14岁时，父母决定把她送到美国念书，并在家族老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协助下，让叶静子进入着名的女子寄宿学校，随后进入大学主修心理学。
叶静子以完美的美式英语对《金融时报》记者回忆，父亲不希望自己像个公主般长大，什么事别人都做好、大家对她都毕恭毕敬，因此，家人把叶静子送到一个 “能稍微过上正常生活”的地方。叶静子曾表示，家人都非常有主见、逻辑性强、拥有独特的幽默感和说话方式，家人对叶静子的影响相当大。
叶静子随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建立星际文化公司、举办西藏珍宝展、城市街道赛车等活动，均办得有声有色。
中国儒学家梁漱溟曾表示，比之於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在关系本位的社会土壤中，关系网络的成功与否，在很多时候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梁漱溟的一番话，说明了在中国的企业，做起事来都得靠关系，因此，不论是当地或境外的企业，都相当欢迎“太子党”，总希望在“太子党”的牵线下拓展人脉，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中更加站稳脚步。
《金融时报》点出，或许星际文化能将2010年德国房车大师冠军赛带到上海，也与叶静子的头衔有关，不过，叶静子谦虚地认为自己对上海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她表示，上海的车赛能被批准，主要是因为自己公司的纪录与专业能力受肯定，以及活动本身的号召力。
在《金融时报》难得的访问中，叶静子也承认来自“红色血统”（red blood）家族让她享有各种特权，她对这点感到自豪，也坦承有些在事业上协助她的人，是看在祖父与父亲的面子上。
而对於西方公司在选择事业夥伴时，对方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如何，这些公司都非常不愿意谈论，但大部分的跨国公司都曾在不同时期与“太子党”建立密切的关系。一名有影响力的西方企业顾问表示，每个人都知道，获得影响力的捷径就是聘请与最高决策层有联系的“太子党”。
只是，受关系良好的“太子党”帮助的外国与境内公司，有时也会避开一些政治风险，比如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
一外国银行的资深执行长表示，他们总会给年轻的“太子党”一个实习的职位，好让他们的家族开心，但公司绝不会只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就雇用哪个人，因为长期来说，这么做将让公司太过卷进派系斗争和争夺地盘的战争中。
而叶剑英的另一个孙女叶明子也是一个人物。在那个很多人连飞机场都没去过的年代，叶明子对飞机的印象，“就是两三个人坐的”——因为她只知道“专机”；直到在飞往香港的客机上，7岁的她看着机舱里济济乘客，才恍然大悟：“原来飞机也可以这么多人一起坐”。
（《明镜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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