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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溪介绍，劳教所供暖经费不足，冬天暖气不热。规定一个月洗一次澡，但安装的太阳能热水器只有夏天能提供热水浴，其他时间用冷水擦身，女学员大都患上了痛经。直到最近才给了女学员擦洗用的热水。更成问题的是伙食和医疗。
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司法部条令规定，劳教人员的伙食和医疗由国家承担，劳动教养人员的口粮、副食品按照当地国营企业同工种定量标准供应。近年实行了经费人头包干制，要求劳教人员生活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水准，辽宁省是每个劳教人员每月伙食费160元，这笔钱并不足以吃上过得去的伙食。主食是两顿窝头一顿米饭，有一阶段有混合面的馒头。菜就是煮白菜萝卜。中午的米饭总是煮得不熟，剩下来掺上水，做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往往都没有煮热，窝头也发凉。只有晚上的窝窝头和菜汤是热的，被称为“救命的一顿”。梅秋玉说，伙食牌子上写的标准是有荤腥，“实际什么也没有”，只有过年吃一顿小饺子，星期天有很小一片咸鱼。上访人员梅秋玉、陆秀娟、赵敏等人被编入“特管队”期间，伙食更差，九个人只有一小盆大头菜，主食只有窝头。由于维生素和盐分严重缺乏，几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灰指甲，向管教队长申请买咸菜，也没获允许。
2013年初，王振在探望妻子刘玉玲时得知，在订单空档期，她们的伙食减为一天两顿。
劳教人员家属送的钱由所里统一管理，每个劳教人员有一个户头，凭卡支取购买零食日用品。劳教所里开有小卖部，价格奇贵，一块劣质肥皂卖到5块钱，一个鸡蛋两块钱。近来在司法部一再严令下，在大楼底层开办了明码标价的平价商店，但据劳教人员说是摆货应付检查，真正卖货是在另外的小卖部，仍旧是价格奇贵。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释是，“这好比飞机场，顾客是特定的，东西的价格总要贵一些”。由于劳动量大，油水薄，明知价格贵，不少劳教人员也不得不购买补充营养，家中无人送钱的就只能硬熬了。
亲情餐也是高消费的一种。劳教条例规定，家人探望可以在食堂与劳教人员一同吃饭。相比起正规的接见，这种方式限制较少，因此家属和律师会见往往采取此种做法。但亲情餐的价格，却量少质次价高。贾凤芹回忆，每次丈夫和女儿探望她，点两三个菜就要花100多元。
看病是劳教人员的大宗支出。按照国务院规定，劳教人员的医药费由劳教院全部负担，但实际上，马三家劳教所里都是学员自己付费。陆秀娟保留的卫生所和劳教院医院药费单据显示，从100元一次的B超到2元钱的西药费，都要当场支付，还要收取 10元一次的注射费等。此外，还有一张2008年11月26日由管教队长陈秋梅草拟、陆秀娟签字的“一大队三分队陆秀娟欠药费”的欠条。在陆秀娟的劳教日记中，只有一次她从值班的一位周队长处得到了几片祛痛片。
卫生所和劳教院附属医院的设施简陋，碰到需要动手术或转院治疗的严重病情，劳教人员的负担更为沉重。马三家劳教院原副院长彭代铭介绍，遇到劳教人员重病，一般是办个院外就医，自己回家治了事。这对于劳教人员已是一种幸运。李平入院之前是三级肢残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需要终身服药维持。由于在劳教所里没有条件就医，阻断了治疗，解教时她的残疾程度变成了二级，无法伸直肩背走路。刘玉玲 2013年1月从劳教所带出的求救信中，提及了一个患有子宫肌瘤的劳教人员陈丽，肌瘤直径由入院时的4厘米增长到10厘米，仍旧未能院外就医。
劳教条例规定孕妇不得劳教。刘玉玲自2012年8月进所之后，一直反映自己怀有身孕，腹部增大。在家人接见时拍的照片上，解开裤带的刘玉玲大腹便便。刘玉玲三次到马三家劳教院医院接受B超检查，皆被诊断为未怀孕。但刘玉玲自述婴儿胎动明显，日益接近预产期，强烈要求转院检查，却一直未得允许，至今仍在劳教院羁押，上车间劳动和起居都要两个同伴扶持。
干活
王玉萍入院时赶上了订单高峰期。
她坐在染血的旧棉花上铰扣眼，“每天要做800条棉裤，还要打包。一天20个小时在车间”。王玉萍睡觉不脱衣服、不洗脸洗脚，“留着劲儿干活去”。
刘华的《劳教日记》记载，二大队三个分队，打包车间20人，裁剪车间16人，扎花车间50人，车间做服装50人。女所2010年做大衣16万件，裤子3万件，其他工作服2万件，广州石狮裤子订单5000条，一共22万件。
2011年2月23日至5月20日，女所劳教工厂做了3万件套装。6月1日至8月20日，为深圳杰尼丹服饰公司加工10万件羽绒服，包括从身高1.60米至1.90米各种款型。刘华的《上访日记》即取材于做内胆的防雨布下脚料。8月23日至年底共做套装4万件。
贾凤芹是凌源针织厂退休工人，2004年被劳教，她发现里面的工作强度远超针织厂。 “最低10小时，一般12小时到14小时连轴转。”早上5点起床，排队出工，从6点半干到11点半，下午从12点半干到17点。如果遇上赶工期加班，就说不准了，据肖溪透露，时间可能会超过午夜12点直至一两点。司法部劳教局规定，劳教人员劳动每天不得超过六小时，因季节、工期等特殊原因加班需经劳动和教育部门审核，每天最多不超两小时。流水作业，手脚慢影响了下道工序，就面临罚款、体罚、加期。
车间任务量包干，当天必须赶出来。刘华干的是画线、铰线头的轻活，还要给领袖配号。 “我一天要过手1800件到2000件。还要拿熨斗熨衣服，一天要熨3000件的衣服。”缝制成衣的人，任务量是320件。《上访日记》记载，2010年 7月20日，刘华完成定量后，带班（从劳教人员中选拔的生产管理者）要求刘华再加50件案板工，刘找值班队长评理，被带班当着干警的面打伤，此后去大北监狱医院做了CT.梅秋玉由于引产后遗症身体不好，完不成分派的任务量，值班队长让她选择熬夜完成任务还是罚站。梅秋玉说选罚站，被队长推倒在地，用高跟鞋踩住小腿转了一圈，踩出一个洞，溃烂几个月才复原。至今，梅秋玉小腿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没有周六的学习或休息，常常也没有周日和节假日。陆秀娟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三八妇女节，就要解教的她和同伴们上了一整天又加了一个通宵的班，后来她就在工位上迷糊了。干活干到迷糊是寻常现象。王桂兰本身是开成衣铺的，车间的活儿比较内行，动作比别人快，还能指导别人和修理机器。但是她年过六十，好几次干着就睡着在机台上了。王桂兰由于有技术，不会受到惩罚，但一般学员可能被带班的按在案板上，用一根铁板尺抽打头背。刘华称，一个叫王素芝的学员，因为做军大衣熨口袋不过关，被带班把脑袋按在案板上用拳头打，人被打傻了，来例假不知收拾顺腿流，后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错乱。
为了保证干活时间，防止借故怠工，车间的厕所也被锁起来，一天只准上三次，这成了劳教人员和带班、值班队长之间冲突的诱因之一。
生病不是免于劳动的理由。贾凤芹保留的劳教所卫生所注射通知单显示，她因为“昏迷待查”和“眩晕待查”输液，得到的优待不过是“照顾劳动不加班一天”，而非休息。彭代铭回忆，“素质差一点的干警、带班，认为有人装病怠工，你说干不动活也拉过去，到现场待着。” 梅秋玉因为脚被踩伤无法出工，被人抬到车间去，在工位上坐不稳，跪在地上给军大衣画圈，以儆众人。带班的说为梅秋玉“针灸”，用缝纫机针扎她的手指头，后又换成手缝被服的大针，在肩背上乱扎，长期贫血的梅秋玉被扎伤都冒不出血来。
近年来上访人员增多，由于思想上认为自己没有犯错，她们进所之后往往拒绝劳动，也都为此遭到严厉惩罚。肖溪说，这成了近两年干警和劳教人员间最大的冲突。上访者朱桂芹身为残疾人，进所后一直拒绝劳动，结果遭到了长年蹲“小号”、上戒具等严厉惩罚。在女所里，她是少有的一直没有劳动过的人。
超强度劳动是马三家多年的传统。彭代铭回忆，作为分管教育的副院长，他和分管生产的副院长矛盾很大，他想保证教育时间，但课时都被干活挤占了。肖溪称，由于劳教人员干活时间长，干警也无比辛苦，加班加点盯着，“玩命干”。
马三家劳教院地处沈阳市西郊，根据《院志》记载，总面积近3万亩，在多个劳教所和监狱占地之外，还拥有1.5万多亩耕地。直到数年以前，这些耕地全部是由劳教犯耕种，栽种玉米、棉花。此外劳教人员更长年外出做劳务，挖沟修路。“在沈阳街头，那时看到一群群穿黄马甲干苦活的，就是劳教人员。”曾经在司法局处理涉及劳教工作的律师王力成说。女学员则主要做被服和手工艺品。劳教院拥有自己的被服厂、加工厂、机械化养猪场、烧结厂，还有服装公司。《上访日记》中提到的欣誉服装有限公司一分公司，业务联系地址就在马三家劳教院，员工人数标注为5人至10人，实际的工人主要是女所的劳教人员。
高峰时期，马三家的劳教人员超过5000人，无偿劳动产生出庞大的效益。彭代铭说，当时一年外出劳务的收入就过千万元，加上种地和工厂的收入，总产值一年近1亿元。
近年来，国家停止了劳教机构自筹一半经费的政策，保证了从干警到劳教人员的日常经费，干警由事业编制一律改为国家公务员，伙食费、医药费落实到学员个人。但“人头费”的保障，没有取消“劳动”的名义和消除创收动力，超强劳动并无改观。肖溪称，直到最近，废除劳教呼声高涨，上级部门加强了对超时劳动的监督，有时深夜抽查，劳教车间安装了摄像头，劳动时间才有所下降。但王振最近去探望刘玉玲，一天上工九个小时的情形并无改变。
创造了庞大产值的劳教人员，本身却没有劳动报酬，也缺乏劳保措施。彭代铭回忆，他在任时劳教人员干活没有任何报酬。近年来，劳教所开始给予学员一月10元的象征性补贴，这一区区之数仍常遭克扣。
彭代铭一直认为，劳教人员有别于罪犯，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有权利获得工资。国务院 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根据劳教人员从事的生产类型、技术高低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发给适当工资。然而在现实中，这一规定形同虚文。上世纪50年代初创时，劳教院归属民政局管理，劳教人员曾经有过工资，但很快成了明日黄花。
相比于真正的罪犯，由于没有劳教法律条款，劳教人员在劳动安全、健康上更无保障。长年的重度劳动使劳教人员普遍患上了脊椎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却无从医治。
早年马三家劳教院发生过烧结厂工人意外身亡的事故。彭代铭透露，当时如果在劳动中产生工伤，并不存在赔付，只是提前解除劳教作为交换。现在要解决类似问题，劳教人员作为劳动者的地位仍需明确。相形之下，《监狱法》则明文规定了罪犯劳动受劳动法保护，发生工伤参照国家劳动保险法规处理。
劳教产生的庞大效益，也引发了腐败效应。劳教生产车间的效益无需上缴财政或司法厅，劳教院自身即可支配，却没有财务公开制度。“几千亩地和厂房的租金、车间加工收入，干警没得到福利。” 肖溪说。
2004年，沈阳市城郊检察院办理了马三家劳教院曾洪光贪污案，判刑12年。更受劳教院干警关注的，则是检察院对时任劳教院长张某的立案调查，这起案件以后不了了之，张某调任司法厅某企业任职。网络上马三家劳教院干警的举报材料称，劳教院家属院“河畔人家”小区工程收取干警每平方米1000元的成本费用，决算成本费用为800元／平方米，差价达2300多万元，却未退还给干警。张某即因此事下台，却免予刑责。
“包夹”、“小号”、电棍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分为三个大队，实行分级而非分类管理，对外虽然有强戒大队的名称，实际是和普通教养人员混合居住管理。上访人员在分级中属于“严管”，甫一入院即被安排“包夹”。“包夹”是劳教系统的一个专用名词，意谓对于“严管”的重点人员，安排可靠的人员对其监视控制。“用两个表现好的负责看护，睡觉、吃饭、干活在一起。”彭代铭说。但实际上，包夹的人数有可能远远超过两名。梅秋玉有段时间由于身上藏有物证，被重点照顾，“在车间是七个人看我，回去吃饭是四个人，走道里是四个人”。
“包夹相当于承包式的，专门管你了，一举一动，上厕所，说的话都要向上汇报。有的罢工搞横幅啊就有四个包夹。包夹没什么好处，干也要干，不干也得干。那些普教不干就要加期，他们也是无奈。”刘华回忆说。
参与管理的劳教人员还有“坐班”和“四防”。
“坐班”协助室长管理22人的大宿舍，“坐班不干活、不进车间，就是打扫卫生，组织上厕所、洗脸，每个礼拜洗一次衣服都要管。”一个被教养人员说。
“四防”的含义则更为复杂，据彭代铭介绍，原意是防逃、防火、防自残、防事故。眼下“四防”成了无所不管的警察助理，也是被“严管”的劳教人员最畏忌的人。
“四防”管理的程序之一，是每天下班后的“卡齐”。
“卡齐”属于教育内容，但在劳教人员看来，它和教育搭不上边，只是一种变相体罚。
下午5点下班后到教室，“一人一个小塑料板凳，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对得整整齐齐，有时候还背三十条。这个板凳要坐一个多小时，星期天也要坐。两个小时也正常”。郝威说。这足以使本已疲劳不堪的劳教人员难以忍受。“三十条”指劳教人员行为规范，也是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
教育内容还有学习劳教各种相关法规等。据说因为劳教人员用学到的知识写举报信要求各种权利，后来改为学小学课本，一般是由得“红旗”的先进分子把课文抄在黑板上，其他人在下面抄写。上访人员往往拒绝抄写。
刘华回忆，2010年“七一”，劳教所曾经请中央党校教授前来讲课，她提问《宪法》上是否有劳教的规定，教授无法回答，被周围包夹人员捂住嘴不让讲话，此外也有人呼喊打倒腐败，讲课草草收场。周六本来是规定的教育时间，但实际中所有的天数都是劳动日，因此教育只好安排在收工后的晚上，成为劳教人员的又一负担。陆秀娟说，有人为了减期，晚上加班回来，还要抄作业到半夜。由于上访人员拒绝抄写作业，每到考试的时间，劳教所不得不安排别人替她们答题交卷，以应付劳教局要求。
没有教育课时的问题，彭代铭在任时就很头痛。他曾经主编了全国劳教系统专门系列教材，还试验了“走读”的方式，建立了总数达一二百人的“试工大队”，对于表现好的被劳教人员，允许他们晚上回家与家人团聚；另一方面组织干部家访，了解该人员在家中和社区表现情况， “社会反响很好”。但这种费时费力的措施，以后并没有持续下去。
教育感化必须与惩戒手段结合。如果被关进惩戒室（“小号”），可能被要求整天“卡齐”，反复背诵“三十条”，直到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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