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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讯传媒旗下的《Lens视觉杂志》最新一期刊登长篇报道“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走访了多位曾被劳教人员并采集相关物证，披露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对女性劳教人员使用老虎凳、电击、黑小号等令人触目惊心的酷刑，数年间该所已经有数千人遭受这样的待遇。
有分析说，关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相关的讨论看来已经触及了中国官方的敏感神经。尽管中共高层曾承诺在今年内停止劳教制度，但是当局还是不希望这篇揭露文章让更多的读者看到。
中国这种允许公安部门未经司法程序审判而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三年的劳教制度实行了50多年，尤其是近年来被批评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打压不同信仰人士、异见和维权人士，或在强拆和强征土地的过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压上访人士的便利工具。包括体制内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违反中国自身宪法和法律的制度的弊端，呼吁当局废除劳教。
北京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表示：“这篇报道与以往我们所接触到的劳教随意定罪的案件等，如重庆等地出现的劳教方面的事件有所不同。这一报道比较少见地向大家展示了劳教所里面怎样关押，怎样侵犯人权和虐待被关押人员。第二，这一报道的内容让人触目惊心。马三家劳教所的情况有人曾经反映过，辽宁当局不是不知道，但是以往没有舆论的压力，没有劳教要被废除这么一个大的背景。”
《纽约时报》报导说，袁凌说：“上访和劳教都充满了问题。” “在它们的背后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即使中国在缓慢的改变根植于毛泽东时代的劳教制度的虐待，这还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是讲真话。”“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 “在任何改革的行动上，我们都必须讲真话。”“不能说我们掩盖昨天发生的，然后明天前进。妇女受到的伤害仍然存在。只有通过讲真话，我们才能总结经历，面对它们，才能摆脱昨天，并迎接未来。”
▲东方早报4月9日报道：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坐老虎凳绑死人床
马三家劳教城大门，挂有思想教育学校的牌子。摄影/LENS记者 袁凌
雷锋像下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摄影/LENS记者 袁凌
盖凤珍述说“上大挂”和关“小号”经历。摄影/LENS记者 袁凌
刘华《劳教日记》，写于防雨布上，藏匿于阴道内带出。摄影/LENS记者 袁凌
赵敏的门牙。在“死人床”上灌食被抹布塞掉。摄影/LENS记者 袁凌
赵敏的小腿，带有坐“老虎凳”留下的铐痕。摄影/LENS记者 袁凌
梅秋玉的撤案证明书。梅被释放当天关进了劳教所。摄影/LENS记者 袁凌
没有公章的劳教决定书。摄影/LENS记者 袁凌
衣服下襟秘密写的电话号码。摄影/LENS记者 袁凌
陆秀娟的药费单子。摄影/LENS记者 袁凌
李平在劳教所里三级残疾加重为二级。摄影/LENS记者 袁凌
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被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通过劳教人员讲述、相关物证、文字材料、诉讼文书和知情人士的叙述，此文试图还原一座女子劳教所内的真实生态，为时下的劳教制度破冰立此存照。
走出“马三家”
2013年2月初，一位新近解除劳动教养的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纸上的“呼吁书”。这是一封从劳教所发出的要求废除劳教公
开信，签名者中包括王振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眼下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里羁押。
这位女访民告诉王振，“呼吁书”是她包在裹紧的小塑料卷内，藏在阴道里带出劳教所大门的。
这个情节，像是一年多前王桂兰经历的回放。
2011年9月，62岁的王桂兰走出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铁门。出门之前，她的身体经过了搜检，防止夹带违规物品。无人想到，王桂兰在阴道内藏匿了一卷同宿舍学员刘华写的《劳教日记》。 “过关”之后，她一身冷汗。
这份写于防雨绸上的日记字体密麻，依稀可辨以下几天的记载（括弧内为补正错讹）：
2011年6月22日
因盗（入所）劳教学员温暖没完成定量产量，赵兰（注：从学员中选拔的带班人员）连续打温几天，脸头部柴块黑一块伤，晚上回号加班代活干（到）晚10点，罚坐（做）执（值）日打扫厕所，残酷折磨。6月22日割腕自杀未成。罚执（值）日，加期，晚加班（到）10点多。
2011年8月18日
学员张亚华（被）赵兰拉去车间后面仓库脚踢，张亚华阴部肿，无法便尿。
……
此前一年，马三家劳教人员陆秀娟用棉大衣空白商标布缝成的小本子上，如此记录自己“上大挂”的经历（这本日记被藏在挖空的肥皂中带出劳教所）：
走到一个空屋里张拿出她早以（已）准备好的手铐，把我的右手铐在右边的两层床的顶干（杆）上，把我的左手铐在左边底层干（杆）下，把我的两只手扣在两张床的中间，她用脚很（狠）踹床一下，把我坤（抻）在两张床的中间，当时我的双臂坤（抻）得特别疼，当时古（骨）头就像散了架子，坤（抻）我长达6个多小时，从早8点多坤（抻）到下午2点多钟，我被坤（抻得）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时我的脑袋特别疼，麻木，嘴里都是药味……
从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里走出来的上访者们，对此都不陌生。劳教所里的经历，加添了她们自认为遭到的不公，从走出马三家大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再次上访，并面临再次“入门”的风险，多数人不免“二进宫”。和那些秘密的证物一块带出来的，还有身体上难以褪去的印痕。
2013年2月的一天，北京南郊东高地的一处民宅里，几位从马三家走出的上访者们做了顿“团圆饭”。其中两名残疾人的拐杖倚在门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她们近90度地弓着肩背，一步一步挪动。门牙松动，桌上稍有嚼头的菜肴都剩下了。为遮丑染过的头发之下，所有人的发根都已花白。难得一聚的几位“学友”背后，是望不到头的一长串名字：刘华、陆秀娟、朱桂芹、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以及尚未走出劳教所的刘玉玲……
直到2013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年内停止劳教制度，以及对上访者不再批准劳教，她们才看到了彻底走出马三家的希望。但马三家仍在接收劳教人员的事实，以及尚在劳教所中羁押的同伴的境遇，却使她们心有余悸。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是辽宁全省女性教养人员集中羁押的地方。个中情形，远非“劳动教养”四字所能传达。
她们在高墙内的生活轨迹，借助记忆、身体创痕和以各种方式带出的物证，加上部分诉讼文书、律师笔录，以及知情者的证言，约略得以还原。
入院
2007年8月初，王玉萍在拘留所关押十天后被送进了劳教所，当时她患有子宫肌瘤，裤裆和留到腰际的头发都被出血浸透了。入所时要体检，王玉萍自述扶着墙勉强接了尿，医生眼皮不搭就说这是尿，“我说这是血啊不是尿，她就说‘扔了’！”
按照公安部1982年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严重病患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劳教院不能接收。锦州医学院附属一院在2007年3月出具的一份诊断书显示，王玉萍身患重度贫血、子宫肌瘤，需要输血。但王玉萍仍旧被送进了马三家。入院之后，由于无钱，劳教院没有为其治病。十天中，下身流血不止的王玉萍被要求每天出工干活，给棉衣打包，一个心肠好的队长吩咐学员找来破棉花垫在她身下。一直等到丈夫卖了父母的房凑够了钱，王玉萍才被送进医院动手术。
朱桂芹是抚顺人，1998年曾患结核性脑膜炎，留下脑梗等后遗症。因为哥哥朱传清在劳教期间遭殴打造成重度脑外伤致残，朱桂芹多年上访，于2004年4月16日被押入马三家。入所时没有检查身体。
2003年6月底，抚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曾对朱桂芹做出鉴定，认定她患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一年。此时距这份鉴定表的时限还有两个月。但朱桂芹仍被分配到了劳教所二大队。当她提出“身体有病，有丧失劳动能力证明”，随即遭到了体罚。
身患疾病或者残疾之下“入院”的，还有盖凤珍、高凤兰和李平。三人都持有残联颁发的肢体残疾人证书。盖凤珍由于在看守所里绝食导致血红蛋白很低，高凤兰切除了半边肺叶，李平则因风湿性关节炎下肢麻木，但三人都未经过体检被送进了马三家。李平拿出残疾证，管教说“认公安不认残联”。
马三家劳教院内部人士肖溪（化名）称，按规定收的人必须身体健康。但近年来聋哑人也收（大多是参与盗窃），高血压到200多的也往里送，“我们压力很大。关键是维稳压力，公安机关非要往这里送”。在劳教人员的讲述中，甚至有公安局为了将有病的上访者成功送进劳教院而送钱的情节。
为了顺利送上访者入院，公安机关颇费心思。经过艰苦说服，绝食的盖凤珍在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上签了字，但释放证明上随即被写上了“转教养”字样。进了劳教院之后，她才拿到了自己的拘留释放证。李平则是被告知到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局领取45 万元赔偿，警察穿着便衣开普通小车直接拉到马三家劳教院。到了门口，李平得到了一张教养决定书。
现行劳教体制下，决定劳动教养的权力实际掌握在公安部门法制办，由司法部门管辖的劳教所只负责执行，并无动力细究其程序。刘玉玲于2012年8月13日从国家信访局门口被大连市公安人员送往马三家，她收到的劳教决定书日期却是7月30 日。一些传销者以及公安机关为完成指标“凑数”的，往往劳教决定书也是事后补齐，甚至未加盖公章。在上访人员的解除劳教出院书上，绝大多数也没有编号。
湖北女子梅秋玉“入院”的心情和别人有异。因早年婚姻破裂，梅秋玉远赴东北，却遭遇强制引产。2008年1月底，因为上访中小孩高烧无人理会，梅秋玉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爬上一棵大树，随即被带回大连刑拘。5月15日，梅秋玉从大连看守所上着背铐，由四人押送到马三家。“别人到马三家都是哆嗦，我是噌一下跑进去了。”这是因为，在看守所里备受折磨的她，看到这里漂亮干净的楼房、大院里矗立的雷锋像，以及马三家镇路口国徽下“辽宁省思想教育学校”的招牌，“以为进了那个大门我逃了一条活路”。梅秋玉说。
但闪闪发光的大铁门后面的经历，并不符合她的想象。
进门第一步是搜身。下岗女工李平被“四个吸毒的按地上，把头发先铰了。脱光衣服检查有没有凶器。简直蒙了，没见过这阵势”。李平不服，提出自己没有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管教说，你进来就是罪犯，别管你是谁，公安局送来你就是罪犯，至于什么手续和我们没关系。”
大连人郝威以前是做美术的，由于一套未能按期交付的房产，她从雕塑家变成了劳教人员。入院之初，她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很快纸笔和书本被没收了。她意识到这里需要的是服从和恐惧。“第一次看他们全副武装带上警棍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身上背着警棍、报警器、手铐，我就想你是人民警察吗？这些女人犯了多大的错啊？”
“劳教的对象变了。过去送来的真是狠角色，现在是弱势群体、上访的和搞传销的大学生，看上去可怜，有工作的弄成没工作了，有前途的在染缸里毁了，背上了不名誉的前科。”肖溪说。
劳教所的楼房是2000年新建的，看上去宽敞明亮。宿舍是架子床，每舍20人左右，比之以往的小平房、稻草土炕、烧苞米杆取暖，硬件大为改善。但宿舍里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用于外界检查参观，晚上并不能打开来睡觉，被劳教人员们称作“假象被”。真正盖的被褥每天早上打包放在仓库，晚上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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