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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言论审查的范围扩大到香港，同时更多地创造“外国反动势力”。除了政治之外，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也遇到了真正的大麻烦。
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说，中国的经济数据比大多数国家更不真实，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更让人难以捉摸。但是现在的信号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国经济中国遇到了大麻烦。
克鲁格曼说，“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克鲁格曼援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见解，认为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
克鲁格曼说，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外国反动势力”这块遮羞布
中共官方《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力挺受香港舆论抨击的《香港基本法小学生简易读本》。文章说，“（中国）政府与任何人打交道都需耐心，但对于其他爱国爱港的人来说，他们没理由对那些反对者那么客气，他们有权蔑视后者，让后者知耻。”时评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这些“鼓励”让香港的一些“爱国团体”的背景露馅了。
李怡说，对于专权政治来说，民主就是分薄了专政者手上权力。用甚么理由来打压香港市民对落实政治权利的要求呢？其中一个中共享之不厌的说辞就是所谓外国势力的介入。“天安门事件，他们说是美国中情局的发动。西藏动乱，他们说是西方势力挑起的。新疆反抗，他们说是境外势力主导。乌坎村争民主，他们也归咎境外媒体。香港无论是过去对中共施政持批判态度的大中华民主派，或近年出现的反大陆化的本土运动，中共也从不检讨自己的施政是否出了问题，而是简单地归咎于外国势力”。
李怡认为，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香港本土民主的发展，要摆脱眼球离不开向北望、祈求中央恩赐民主的奴性，也千万不要中了中共意识形态之毒，将占中、争取真普选的泛民主派指为美帝的阴谋。“至于外国政治势力，同情香港人争民主是可能的，介入香港内部政治活动既不可能也缺动机”。
香港书展变香港书“剪”？
香港《信报》发表纪晓风的文章，警告内地出版审查歪风已然袭港，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
纪晓风指出，由港大学者高马可（John M. Carroll）撰写的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近日被翻译成中文版《香港简史》，本来可以为正在举行的香港书展添上一抹重新认识香港历史的华彩，但结果却是令香港出版自由添上一抹大陆化的禁色。
纪晓风说，市面上同一时间出现《香港简史》的两个版本。一本充满敏感的严厉批评内容，另一本却“被和谐”得一干二净。他与作者联络，发现作者很可能至今仍被蒙在鼓里。
纪晓风进行了几个版本的对照，发现“敏感版”的敏感内文与英文原著完全符合。例如原著提及过，中国政府是“远比殖民政府更专制的政府”，而且大多数香港人“宁愿接受英国殖民统治，而不想被中国统治”，在“和谐版”中被完全删去。至于对前领导人李鹏、前港澳办主任鲁平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点评，亦被完全删走。很多不利香港和中国政府的民意调查也统统被删除。
纪晓风指出，香港码头工人亦遇到相似事件。他们计划在今年的书展出书《撑到底》，曾计划在内地印刷，但是内地厂房要求先看初稿，本来愿意为他们印书，但是后来又表示内容敏感，不宜交由他们印刷，最后找到台湾印刷厂帮忙，才顺利把书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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