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权人士认为，在中国没有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现状下，任何所谓的阳光法案都难以出台，中共一些内部反腐规定也不可能付诸实现。（AFP）

中国官员财产公示无望 习近平“反腐”难服众

中国新领导接班后不断出台各种禁止奢华的规定，但被视为反腐利器的全国财产数据库却至今没有建立。有评论认为，中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官员财产不公开等是当前中国官场制度性腐败泛滥的主因。

路透社星期四报道，中国早在2010年就提出过有关建立全国范围官员财产数据库的想法。

在许多专家看来，这一方面可有力抑制房价的攀升；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财产信息库，方便公众监督打击腐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今年三月正式上任以来，虽将反腐廉政作为工作重点，但所谓“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成果”，更多还是源于民间网络曝光，而建立官员财产数据库等制度性的反腐措施却至今仍未实现。

在武汉的“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秦永敏就此指出，中共官员宣称“为人民服务”，但至今却拒不公开哪怕是工资等合法收入，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官场的腐败存在的制度性因素。

“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别的，是制度性的腐败。不从制度上对付，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会千方百计掩盖财产的真相。权力完全成了谋取钱财的工具，钱财和权力成正比。根源在于制度性腐败，所有的阳光法案没有办法开展。反过来说，他们对于民众的舆论控制、网络管理，今天揭发明天就可以抓，所以正好相反。”

根据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除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之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根据自身的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但近期北京、广州街头均有民众公开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却被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拘捕。

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程晓农认为，习近平上任之后虽高调宣示反腐，但其实际举措中的“表演”成分却令人质疑。

“政府天天在喊要反腐、要大家相信反腐败的决心。但决心是否信得过，我们要看行动。前阵子中纪委开设网站后，也有人欢欣鼓舞，说是中央总算下决心反腐败了。关于反腐败的法规是1985年制定的：官员领导干部、家属子女不得经商。如果中纪委真的要采取行动，第一就应从政治局常委开始清查。因为几乎大部分常委都违反了中共中央1985年的规定，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有经商。王岐山采取行动来吗？没有。换句话讲，说些什么很大程度上只是表演。”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官员收入申报制度以及从2010年计划的全国财产数据库至今没有完成，说明中国官方强调的反腐，因受到地方政府阻挠而停滞不前。

报道还引述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国强的话说，许多官员担心全国范围内的财产数据库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自然会有意拖延。而首批计划纳入全国官员财产数据库的约40个城市，已经要求中国国土资源部保证房产状况不会公开，否则这40个城市就拒绝参与数据库的建立。

旅美学者程晓农指出，如果从中国开始起草《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算起，中央层面探索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超过数十年，但至今提不到人大立法议程或形成威慑力，与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政治权利有关。

“中国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也就没办法对政府施压。归根到底，政府的合法性不是老百姓的选票和信任，而是枪杆子，这一点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枪杆子是合法性、笔杆子是通过洗脑控制老百姓的思维。所以对此中国领导人很清楚，所谓让老百姓对反腐败有信心也是表演的一个部分，并不是行动的部分。”

在武汉的维权人士秦永敏则强调，在中国没有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现状下，任何所谓的阳光法案都难以出台，中共一些内部反腐规定也不可能付诸实现。

“这个传统的政治制度是权力越大、义务越少，而民主时代正好相反，权力和责任义务是对等的。也就是把制度体系建立在防恶的基础上，才能加以控制。对于中国来说，制度不是防恶。官员权力没有得到制约的情况下，要自觉遵守是不可能的。所有公示官员财产的努力在当前的体制下，都是归于失败的。”

今年以来，秦永敏就多次公开致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呼吁开启官民对话平台、创造社会转型的和平环境。秦永敏强调，“公示官员财产”目前仍被中共视为畏途，拒绝实施。但从民间角度看，掌握公权力的党政官员其财产状况不透明，正危及共产党自身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