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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弃房跑路 夫妻团员跳楼自杀
日期:5/25/2014 来源:新闻周刊 作者:新闻周刊



  江涛离开温州已经整整两年。江涛永远记得2011年9月30日这一天。在这一天,他成为温州商人跑路潮中的一员。

  江涛将采访地点选在了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环路而上,这里是温州最高峰,可以俯瞰整个温州。民间传言这里风水好,曾经很多民间借贷的生意都在此完 成。如今,山上喝茶休闲的人居多,聊聊风月,无关生意,更无关金融。从山顶一眼能看到温州市的地标建筑,楼高68层、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大厦, 这座空寂的大楼一直未投入使用,坊间传言,责任人也早已跑路。

  江涛让车一路开到山顶,他不想被熟人看见。他很后悔跑路,“我现在的身份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哪。”他表哥也欠债过亿,但坚持在温州没有走,债主为防止他表哥“跑路”,10个债主每天电话从早上打到凌晨,苦不堪言。“烦恼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光明的身份”。

  常年在外,江涛对“温州人”这三个字感受颇深。多年前,只要对方问他是哪儿人?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温州人!”对方往往会称赞地说:“你 们温州人真厉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江涛羞于提起自己是“温州人”。在不少人眼中,温州人炒这炒那,投机且不讲信用,是人见人怕的“瘟州 人”。

  2013年8月底,一场秋雨刚刚洗刷过这个城市,空气渐凉。江涛裹紧衣服:“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冬天还远没有过去。”在他跑路两年后,温州的商人们又以飞快的速度开始了“跑路第二季”。

  因房而跑

  短短两年间的放贷和炒房,让温州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再度倍增。但是,即使在春风得意的2010年,江涛也有些担心:“我们也迟早要跌在高利贷和房子这两个东西上面。”

  他不幸言中。和江涛两年前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不同,两年后,2013年9月,温州的跑路风潮是因房而跑,因被牵连而跑。

  2013年8月底,温州当地媒体整版整版的房产处置广告密集刊出,温州大量断供房公开拍卖。如果不是公开拍卖,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温州楼市的断供现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69个城市房价同比上涨,唯有温州的房价在下降。至此,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3个月下 降,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研究员陈鸿告诉记者,2012年温州楼市泡沫被挤掉35%至40%,2013年上半年又挤掉10%左右。温州一些新建商品房比最 高峰时房价下跌了30%~40%,个别豪宅价格甚至拦腰一刀。

  以江涛的两套房子为例,他买的香缇半岛的楼盘之前被炒到5万元/平方米,如今价格已下降至2.8万元/平方米左右,鹿城广场的那套房子更是曾超过10万/平方米,但如今市场价跌至4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卖掉房子都不够还银行贷款。不少像江涛这样的房主选择把房子扔给银行,不再偿还银行贷款,弃房跑路,“让银行当几年房东”。而像江涛这样已经“跑路”的人更加心灰意冷,这些房产曾是他们想东山再起的希望。

  江涛在温州房产最高峰时,向银行借了1.5亿元,向民间借贷5000万元。现在房产缩水,市值只有6000万。江涛已经完全败退,陷入“不停找盖 子”的恶性循环。他的炒房团两位成员,情况与他类似。唯一的不同是,两年前,两位成员前思后想无法解脱,半夜里夫妻二人光身子跳楼自杀。

  温州市法院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事实。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从2011年到2013年,该院查封的房屋至少有3000套,目 前还只是小部分在进行拍卖。“银行害怕把房子一起拿出来卖,会把房价打下去,所以现在还捂着。”据统计,2011年温州全市法院委托拍卖545 件,2012年为986件,2013年仅上半年就有622件。“其中80%为个人房产,这还不包括企业破产涉及的房产。”法院人士预测,接下来,来自国有 和司法渠道的“拍卖房”将规模入市。

  “温州炒房团应该是全军覆没了。”江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好企业被牵连

  目前温州当地金融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两年前的危机已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正基于此,温州当地已成立多家民营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三家已开始向金融机构收购不良资产。如瑞安华峰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收购工商银行温州分行2.7亿 元不良资产;华夏银行温州分行已与苍南润丰民间 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1亿元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海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亦与工商银行温州分行达成了1亿元的不良资产收购协议。

  6月19日,浙江省首个设立金融审判庭的基层法院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金融商事审判“白皮书”,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白皮书”显 示,2012年5月~2013年4月,一年来鹿城法院共计受理各类金融案件6218件,标的额高达172.78亿元。这说明,温州金融案件涉案标的额不仅 越来越巨大,而且案件数量持续高位运行,风险正从民间借贷向正规的金融借款蔓延。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也几乎无一幸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有6个在跑路风潮后被捕,皆因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2013年7月,温 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广泛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温州担保协会会长。如今,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 会员企业。

  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在2013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了刺激经济,银行放出海量贷款。当时,银行考虑的是市场占有份额,于是鼓励企业借贷。但一些企业凭自身资质缺乏 抵押物很难从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经理便将另外两家资质好的企业聚集到一起,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企业能够获 得贷款,资质较好的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看似三全其美。但是,好企业和坏企业也由此被捆在一起。

  阮清是温州乐清做五金的企业老板,他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我现在背的债,不知道明年会涨到多少钱,债务是不确定的,一点希望都没 有。”在乐清,据说已有15个互保形式的担保贷款链浮出水面,每个链条上都是复杂的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几十家企业绑在一 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

  最痛苦的是参与联保的被困住的好企业,满腔悲愤,企业主也不得不跑路。有种说法在乐清开始流行: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欠3000万要看看左右 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也有不少人趁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巨额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联保互保曾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创新,它 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现在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

  “一些大的优质企业也会被吞噬。地方政府无法调控金融机构,所以需要中央出面。如果这个问题到春节前都无法解决,更大的危机或将到来。”周德文说。

  福兮祸兮四万亿

  江涛暴富的源头是房地产。2009年,房地产容易从银行贷款,江涛看中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清800万买下。当时银行就主动贷给他1000万,然后他 再通过朋友互保,把钱放大,贷出钱再一次性付款买房,买完房就再拿到银行抵押。当时,温州城里和报纸上,高档住宅、别墅的广告炫富又煽情。“1000万的 房子我看都不看,现金直接付清。”

  银行有很多潜规则。比如说,一套房产贷款额度达不到2000万怎么办?银行为了做业绩,先贷给江涛1000万,江涛把1000万存进去,再贷一次;以承兑汇票开出来,以质押的方式,银行的存款业绩就有2000万元了。

  温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异常激烈。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部分商业银行采取变通、变相或违规做法,降低贷款标准,减少审查步骤,放松了真实性审 核。如此种种,也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安全性。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半数以上涉足楼市。

  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从重从快”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令银行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无处释放。用周德文 的话说就是“钱太多”。那个时候,银行不仅盯着江涛这些买房人,也每天围着眼镜巨头胡福林转,都希望把钱借贷给他。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 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贷款余额是前者的1.85倍。

  很多人都提及中小企业贷款难,在温州并非如此。“其实温州贷款真的很好贷。”江涛说。胡福林跑路后,媒体公开信息显示:2个亿产能的信泰集团,贷款有20个亿,民间高利贷12亿,月息高达2000多万,银行贷款8亿,月息500多万。

  一位民生银行(9.49, -0.17, -1.76%)的信贷员说:“我放钱放到手软,贷不到钱的企业,资质确实太差,走遍全世界恐怕也贷不到 款。”他质疑,那些跑路的企业,叫嚣钱荒的企业,公布一下它的资产负债表,“看哪家不是贷款远超过自有资产,哪个不是过度融资?”

  除了银行的钱,温商几千亿的民间资金几乎也都流回了温州。国家政策变化,限购房产挤出了炒房基金,股市低迷挤出了证券基金,国进民退挤出了矿山投资,国资垄断导致民资无法进入交通、铁路等产业。温州成了资金的洼地,各种资本无处可去,蠢蠢欲动。

  “这样印钱的速度,必须投资一个高利润、变现快的行业。”这是江涛和很多商人的共识。为此,民间放贷成为继房地产投资后又一个重要释放资金的途径。 “你放出2000万元,如果利息两分,一个月就有40万进账。一般利息放贷利息在4分到6分。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比开厂容易得多。”江涛说谁都 会心动。

  彼时,在温州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遍地开花。报纸上每天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很多老板名片上追加了“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甚至不是商人的温州人几乎每天都接到要不要房贷、要不要抵押贷款的电话。

  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上半年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 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 味着,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要还72万至180万。

  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也参与其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曾有近6000套公务员房产拿到银行抵押,抵押额可达房屋评估价的7成,然后将 贷款拿去放高利贷。大多数公务员因收入稳定,有职务,银行还会给他们提供小额授信贷款。处级干部50万,科级干部30万,再贷给民营企业。现在,由于民间 借贷资金链断裂,还款无期,这批抵押的房产,成为亟待清理呆坏账的银行手里的烫手山芋。

  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上述法院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2011年10月,温州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以银行内部理财产品为名,承诺各企业可获得1.5分至3分不等的月息,且按月支付,从亲戚、朋友和曾经的客户处吸收近亿元资金跑路。多名受害人悬赏20万在全国“通缉”她。

  “所有人都太有钱了!所有人都疯了!”周德文说。温州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只赚大钱、赚快钱。

  放贷的,钱来得太容易,炫富;借贷的,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也炫富,顺便证明自己有实力还贷。在温州,豪宅豪车人人可见。7系宝马,S级奔驰,奥 迪A8等常规豪华车以外,不乏有宾利、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顶级汽车,遍布温州大街小巷。在一个尚有些山区的青街小镇,步行不到10分钟,却有8辆劳斯莱 斯和一辆的布加迪威龙。

  “但攀比不是简单的攀比,而是证明实力,借钱更方便。”江涛说,他原本的厂房本不需要盖6层那么高,主要是为了银行贷款。豪车豪宅,是为了向人证明自己能还钱。在温州,很多放贷人其实根本不清楚借贷人的真实财力。

  实业成为一张名片,一个融资的平台,一个人际交往的平台。2008年开始,江涛陆续开设了外贸公司、珠宝公司、太阳能公司等,“摆个门面,好看而已,别人问,老江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珠宝、太阳能什么都做。”

  钱在温州不是问题。但在拿钱做什么事上,进入2009年的温州商人却犯起了迷煳。眼镜大王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开发领域,做电线电缆起家的三旗集团涉 足红酒酿造,服装企业庄吉集团投资造船业,更多企业投资文化产业,以温州人为制片人的电影、纪录片、儿童剧层现。“有的玩,有的是真投资,温州人从小裁 缝、小五金起家,想做大产业,换个身份,换个名声。”一位眼镜企业的负责人说。

  从此,温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迹象,大量资本从实业抽离,以实业做幌子,把银行贷款转入房地产、股市或高利贷等领域,大量企业外流外迁。浙 江霸力鞋业集团董事长王跃进也跑路至澳大利亚,负债累累的王跃进在澳期间,抛弃辛苦多年打下的制造业江山,尚在遥控他投资的不怎么在行的广西矿业,期盼矿 山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期待铁矿价格大幅上涨令其翻身。

  政策风云突变

  政策的变化很突然。繁华依旧之时,2011年9月,银行贷款迟迟下不来,江涛和胡福林都觉得要出事!

  就在跑路几个月前,江涛用1亿现金买了一个办公楼和5套房子。这1亿里面有6000万来自民间借贷。按照之前的经验,他可以从银行贷1.3亿~1.5个亿,“但最终从银行只下来了大概3000万。”

  2010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2010年10月以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 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2012年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 缴存范围。“这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2.49, -0.03, -1.19%)浙江 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江涛和朋友在银行都是短贷长用。比如说银行的短期贷款5000万,3个月一转债,贷款先还上,再贷给你。但是上面一声令下,所有银行都要回吸存款。“银行的人哄我,你去民间先借点还上贷款,一个礼拜之后我再贷给你。”

  “在温州,我每天最怕接的电话,就是有企业家咨询我贷款到期,到底还不还?如果我建议他最好不要还,这等于让企业家失信;如果我以信用之名劝他还贷,他还贷后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新贷款了。”周德文说。

  果然,银行变卦了。江涛还给银行的5000万是三分利、五分利从民间借来的。“银行继续拖着我,一直说下个礼拜就放贷。”5000万高利贷不还,十天半月,逼债的人就到了,只好再去借,借到最后就是五分利变成了一毛利,江涛最高一个月付了670万利息。

  2008年,胡福林的信泰集团下属公司进军太阳能光伏产业,向银行和民间分别借贷6亿元,共计12亿元。将巨资“砸”进太阳能后,才知道这个行业的 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型国资背景的企业倾斜,民营中小企业受歧视、受排挤。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欧债、美债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及产能过剩,欧美政府取 消对太阳能的补贴,使之利润率从70%骤降为10%。胡福林无比痛心,这些产业机械装备投资动辄几百万上千万,“逼上去就没有后路。”

  银行变脸,胡福林投资新能源颗粒无收。此时的他,已经很难再向银行借贷到资金。在出走前20多天里,胡福林一直在还债,最多的时候,一天几百人催着 胡福林还款。“后来有一笔即将到期的几千万元的银行贷款实在周转不过来,我的信心也就没了。”胡福林在出逃的前夜,还打电话给当地政府领导,希望做通银行 工作,续贷一笔钱给他,但没有结果。

  “刚开始不断地让你跑100码,现在突然让你刹车到20码,不翻车才怪。”周德文后来和胡福林有过一次深谈,胡福林也感觉就是做了一个噩梦,反思这是血的教训。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温州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周德文说。根据 温州市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3年3月有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攀升到4.01%。一家商业银行一下子开除了一百多个人。不少商人为表达自己的愤怒,到银 行去搬桌椅板凳,“骗”字变成商人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畸形、纠结关系一触即发。以至于2011年10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亲赴温州安抚。半年后,温州金改出炉,已是后话。

  彼时,为了防风险,有些大银行的高层甚至表示可以放弃温州。银行抽贷使得原先缺钱的企业更为步履维艰。温州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银企座谈会,温州当地26家银行代表悉数到场,当着市委书记、市长的面,众多中小企业主一边倒地声讨银行,要求银行不能抽贷压贷。

  “‘五马分尸’,你也抽,我也抽。再这样下去,哪一个企业受得了。”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表达不满,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也告 诫银行,温州的实体经济每年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将近200亿。“银行别那么紧张。”他们联合工商联32个人签字,每人拿出2000万,在报纸登出来,说不要 跳楼,这里有钱。

  “我们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光付高利息就三五亿。”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接手的都是类似案件,路线图也都是以银行变脸结束。

  另一项政策,让情势更加雪上加霜。在温州商人眼里,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最大施政动作主要是两招,拆迁、拆违。温州的很多小微企业包括作坊式工场,几乎被拆光。这一行动,被一些银行、企业界人士认为是致使温州企业加速倒闭的重要原因。

  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23号文件。文件中有一个条款,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违章的土地均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到银行续贷。

  温州土地稀少,大部分的企业用地都是见缝插针,多少都有违规行为。尤其温州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多,大部分的企业都在自己的工业用地上盖房子用作 职工宿舍。这也是温商在危急时刻,希望透过抵押工业房产,渡过流动性危机的最后一招。奈何两年前的秋天,温商已是“叫天不应,叫地也不灵”。江涛说,这让 不少企业主感到绝望,认为这项规定不审时度势,灵活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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