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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在中国古代，即使各代皇帝竭尽全力闭关锁国，中国人也敢于走出国门，去寻找知识、财富和进行探险活动。清朝统治者曾认为，那些离开大清国的人一定是罪犯或者叛国者，还曾下令整个中国南部沿海的居民至少要内迁10英里（约16公里）。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中国人出国的渴望。帆船借着季风将中国商人送到了马尼拉，他们用丝绸和瓷器换回银元。在19世纪，轮船将中国的“苦力”运送至欧洲帝国的矿山和种植园。
今天，中国的国门已经开放。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护照。中国人如潮水般涌出国门：去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逾一亿人次。
其中大部分是将返回中国的游客。但出国的学生和富人数量在快速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永远离开中国。上海研究公司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的调查显示，64%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或者正打算移民；富人的定义是拥有超过160万美元的资产。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和精英阶层出国留学和工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由留学欧洲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新鲜的是， 在中国蒸蒸日上之际，这些中国人正计划离开中国。在目睹中国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上升轨迹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们还是认为，出国发展是一个更好的选 择。
中国人的出国决定常常是压力和引力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精英阶层发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等地可以以低得惊人的价格享受舒适的 生活。然而相比之下，在国内不管花多少钱，你都仍然无法逃离城市社会的诸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破败的教育体系等等。与此同时，习近平的政治 新时代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希望，但也产生不少的焦虑。
大规模人口外流的另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去往何方，他们依旧要被笼罩在中国列宁主义体制的阴影之下。中国国务院设有一个侨务办公室，确保即便远离故土，这些人的爱国情怀也不会被磨灭。该机构的目标就是保证人们对中共的忠诚。
这常常会在华人和接纳华人的社会两者之间形成尴尬的隔阂。当华人尽量使自己融入新社会时，北京却动用起一切手段，利用华人来投射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强化全球形象、骚扰对手，并推广使用普通话，而非闽南语或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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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天安门广场的游客与北京被污染的空气“做斗争”。照片摄于2013年11月5日。
不过，对于正准备出国的孙女士而言，政治并非她心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位现年34岁的北京人要求本报为其匿名，理由是不想因公开宣扬而使自己的计划 遭到破坏。她筹划出国的主要原因是：现年6岁的女儿患有哮喘病，而北京的长期污染刺激到了女儿的肺。她说，自由的呼吸是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她也担心中国 只在乎考试分数的教育不能让她女儿在音乐、绘画和讲故事方面的天赋得到发展。
不久前，孙女士飞赴旧金山为女儿找学校，同时物色一处房产，并处理永久居留美国的申请文件。她坚持说，她不是要永远离开中国。这同时也是许多即将出国的人所抱持的态度。他们将国外护照视为一种中国国内局势恶化时的保障手段。
孙女士指出，她这样做只是为自己的家人留一条后路。
一位坚持完全匿名的大学教授（他说称他为一名知识分子就行了）则对中国的前景持更加悲观的看法。他正准备移居美国，与两个孩子会合。他的两个孩子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
和很多中国学者一样，这位教授也开了一两家公司，但他看上去绝对不像一名高管。他胡子拉碴、穿着皱巴巴还短一截的裤子，脚着一双凉鞋。他说，在中国，你一变富，就有人来抓你。
当然，他的这话有点夸张，但确实有很多登上中国富人榜的企业家最终锒铛入狱。
他真正担心的是，为了获得成功，他不得不与原则妥协。（他并没有提到贿赂，但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他已被迫出卖了自己，现在担心的是这一切都会被夺走。在中国，软弱而腐败的法律体系有时可能有利于企业家在上升期时投机取巧，但在他们成功后往往会成为负担。
借助中国经济增长发家致富的第一代商人现在梦想着能功成身退。这意味着像美国和加拿大这类地方所提供的法律安全。
这位教授还是美国科技的发烧友。他的一家公司出售的是环保设备，他希望在美国生活能帮他找到办法来改善产品并研发新产品。他也希望继续在中国这一 最大的市场出售他的产品。他拿着他的苹果(Apple) iPhone问到，中国要出口多少件衬衫才能买到一部iPhone呢？
他总结道，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当前富人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这股热潮让人们想起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以及更早台湾的未来似乎面临威胁时出现的出国潮。在这两个时期，商人纷纷带着家人前往温哥华和西雅图等城市，为了生意往返于美洲和亚洲。
在中国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期的当下，这通常也是现在的人们使用的一种策略。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红火，房地产价格正在下跌。习 近平掌握的权力比邓小平以来的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都要更大。他动用这些权力展开了打击腐败官员的行动，同时也在打压维权律师、博客作者和公民社会活动家。 这些行动让政府除去了异见人士，但同时也吓跑了那些政府需要的具有创造力的人。
美国去年对中国公民发放了6,895张EB-5投资签证。根据EB-5相关规定，在美国投资最少50万美元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居住。获得该签证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是韩国，但数量仅为364个。由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过多，加拿大今年已停止发放类似签证。
从中国转移至国外的财富中有一部分毫无疑问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根据中国央行的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官员可能转移了多达1,230亿美元的资产。
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他的著作《躁动的帝国：175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中写道，不管在好的时期还是坏的时期，海外华人过去、现在都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关注海外华人群体的原因。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数量大约为4,800万人，是在海外生活印度人数量的两倍左右。无论中国人到了哪里，他们都努力向最顶层迈进，不管是在硅谷(Silicon Valley)还是东南亚的高科技走廊。
中国政府对已获得外国籍的华人以及仍保留中国籍的华人进行了意义重大的区分，仍保留中国籍华人的正式称呼为华侨。这两类华裔人士均被视为极有价值 的资产：学生是代表中国的“使节”；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人士可以带来技术，利用在西方国家学习到的工业知识来帮助中国加快经济现代化。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曾导致深受创伤的学生们离开中国，同时也破坏了中共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形象。为了恢复形象，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大举展开宣传活动。这一举动被证明是极为成功的。
政治学者James Jiann Hua To说，当年的那场宣传活动扭转了大多数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看法。James Jiann Hua To是《Qiaowu: Extra-Territorial Polic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一书的作者。
这场宣传活动现在仍在继续。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通过海外华文报纸、网站（用宣传的语言来说，就是电子版的“新唐人街”）、学校、青年团体以及教会组织，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进行宣传。
宣传的效果在街头爱国活动中得到了体现。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为例，在奥林匹克火炬接力在全球展开时，出现了来自藏独及其他敌对团体的 抗议活动，但是接力活动受到了组织良好的中国学生的保护。而在接下来一年中，中国学生对墨尔本电影节进行了抗议，因为电影节放映了一部关于维吾尔族流亡人 士热比娅(Rebiya Kadeer)生平的电影。中国政府指控热比娅在新疆地区煽动分裂。针对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抗议活动也跟随其脚步遍及全球。流亡中的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精神领袖，中国政府指控其进行分裂活动。
外国人有时候会难以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打击海外威胁因素，不管这些威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被禁的“法轮功”也包括在内。这 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害怕历史重演。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命运一部分是被那些离开中国的人塑造的，其程度可谓相当之深。1911年孙中山发起的革命推翻了清朝的 统治，这次革命就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的至关重要的支持。
但海外华侨也给中国带来了积极影响。当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需要资金和专业技术兴办企业时，他首先找到了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中国富豪，此后他们的工厂相继落户邓小平划设的经济特区中。
但中国在海外的政治活动也带来了不安。例如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是最受中国学生、移民人士和旅客欢迎的目的地，普通话目前已经成为排在英语之后澳大利亚使用第二广泛的语言。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中国专家之一斯文伯恩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韩国智库Asan Forum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正在以从未有过的力度被人按照中国政府的授意说教、监视、组织和监督着。
在美国，学术圈围绕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在美国校园的角色爆发了激烈的辩论。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赞助的，提供普通话学习课程，对中国则持褒扬的文化立场。批评者称，这些 学院威胁到了学术独立性，支持者则表示，这些学院提供了别处无法提供的有价值的语言培训。今年6月，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加入了这场争论，并建议大学停止与孔子学院的活动，除非它们能够单方面控制。
中国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在其海外政治活动中留下太多印记。首先，中国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并且对国家忠诚这一问题也让已经立足的海外华人团体面临风险，东南亚的情况尤其如此，旧时代在东南亚的华人经常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五纵队。
然而如今，中国人出境旅游规模庞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都让中国有了新的底气。在全球豪宅市场，中国买家已经成为重要的价格推手。据全 美地产经纪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的一年中，中国买家在美国购买的房屋价值220亿美元。
澳大利亚进行了一项初步调查，希望从中了解来自中国的买家是否将房价推高到当地居民无力买房的地步。（结论是还没有。）
如果没有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经济上都将难以为继。据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是美国大学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去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较前年增长了21%，至235,597人，这一增长速度与澳 大利亚差不多。目前在英国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几乎和英国本国学生数量不相上下。
得益于中国，旅游业也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已取代美国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支出群体，而且还在迅速挺近高端消费市场。位于北京的高端旅行社 狂野中国(WildChina)的创始人张玫提供家庭度假服务，旅行目的地为肯尼亚、巴塔哥尼亚和阿拉斯加等，向每人收取1万美元。中国人登上南极洲的数 量排名第三，旅游人士坐着Zodiac气垫船游览冰川看企鹅。
国际酒店行业也越来越多地提供符合中国客户要求的服务。当前需要添加的东西包括茶壶和牙刷。探险公司Himalayan Experience的创始人布莱斯(Russell Brice)称，在为中国客户提供登山用具时他还会一同提供中国美食──鸡爪和鸭爪。他说，东西虽然小，但这样做却显得特别。
而且，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还将不断增加。总部位于香港的里昂证券(CLSA)预测，到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将翻一番，达到两亿人次。
在教育领域，来自中国的下一波浪潮是高中生。富有的父母选择脱离中国的教育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就是让孩子们为事关重大的高考做准备，而忽略了创造力的培养。此外，一旦克服重重磨难进入大学，这些学生往往就没了学习的心思。
谢丽（音译）是北京一家通讯公司的经理，她正在说服16岁的儿子出国留学，但是他无法接受这么早离开家。谢丽的儿子是北京师范大学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附属中学的一名尖子生，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最近访问过这所学校。
尽管如此，这个男孩正为远渡重洋读大学和开始国际生活做准备。在他13岁的时候，父母安排他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美国家庭生活了6周。他们全家人还 在类似坦桑尼亚之类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度过假。现在，让他母亲高兴的是，他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习化学的目标。
谢女士承认，她的儿子可能永远不会回国了，但她说他的心会永远跟家人在一起。
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减缓留学热的意愿，并且态度简单明了：如果美国或欧洲愿意给我们的聪明学生提供帮助和训练，那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也在哈佛(Harvard)读书。
中国总是与各种数字脱不了关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时任总统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邓小平之间的一次会晤。当时卡特把人权问题放入议程，他针对中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难。邓小平厉声说道：没问题，我们会允许 更多人出国，你们准备好接收1,000万人了吗？
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已令如此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可能连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想像到。（Andrew Brow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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