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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德国《时代周刊》2015年1月16日
在《时代周报》工作的中国助手被捕已逾十二个星期。我们踌躇很久，才写下这篇文章。因为我们不想影响促成她释放的外交努力，然而这种努力至今未有成效。看来现在只能把我们的同事张淼的命运公之于众。本报驻北京记者Angela Köckritz已离开中国，她在本文中描述了自己与中国官方机构打交道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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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前的一天，即2014年10月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朋友兼助手张淼。那天早晨9点，当她敲开我在香港宾馆的房门时，我还穿着睡衣；然后我们在外一直奔走至深夜，报道占中。张淼正准备返回北京，我还想多呆一阵。我们拥抱告别。我说："要当心啊"，她笑着说："我会的，你也要小心点。反正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从此张淼就不见了。她被捕了。
在担任驻外记者的四年里，我时常关注中国的法律与公正问题。我出席新闻发布会，在那儿，政府向我们解释说，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我采访了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农民，他们试图争回自己的权利，却被殴打，被监禁，因为他们被当作不安定分子。我也采访了维权律师，他们坚忍不拔地试图把中国变成其所宣称的——法治国家。我还采访了异见人士，他们遭受恐吓，后来就消失了。翻看我的电话簿，其中很多人已难觅踪影。我向一位中国熟人讲起这些，他耸耸肩说，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异议人士身上，一般民众不会有事的。然而即使是最单纯无邪的人，也会因为一连串的不凑巧，被卷入司法和国家安全的机器中。就像癌症，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不会碰上。进监狱的总是别人。
这次是张淼碰上了，也就是我碰上了。在中国，只有在符合政府利益的情况下，法律才有效。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但亲身经历之后，感受是不一样的。
张淼四十岁，我认识她已六年。她在德国生活多年，是我在汉堡时的中文老师，她有德国的居留许可，我们成了朋友。两年前她回到北京，开始在《时代周报》北京代表处工作。对她来说，回国并非易事，她对很多事情已感隔膜，跟老朋友也谈不拢。她住在北京郊区的画家村宋庄，很快在那儿结识了新朋友。
我和张淼经常出差，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加上我们的女摄影师，有时我们开玩笑地自称为三剑客。
张淼和Angela Köckritz在香港采访
张淼和Angela Köckritz在香港采访 © Privat
2014年9月24日，我和张淼飞往香港，追踪抗议活动的进程。9月28日是星期天，警察首次动用了催泪瓦斯。这一夜，我们在街上奔走，直到凌晨5点。
警察动用催泪瓦斯的消息，促使香港人走上街头。人群越聚越多，挤满了主干道、商业街和人行天桥。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聚集这么多人。不少人在这天晚上认为，北京会派坦克来，张淼也这么想，她一直摇着头："跟当年一样。89年时，我们也根本没想到会有坦克来。"
当1989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的时候，张淼是中学生。她就住在广场附近，常常给他们送水喝。6月4日夜里坦克开进来，就是从她家门前经过。至今房子的墙上还能看到弹痕。
但是这一夜在香港，没有坦克开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大街。亢奋取代了恐惧，陌生人互相逗乐，不停拍照。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到处都是人群。这是1989年以来中国土地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不可思议"，张淼反复念叨，她很兴奋，很高兴。一个女孩递给她一条黄丝带——它是这一活动的标志，她把它别在身上。我能理解她，但还是请她拿下来。"我们是记者"，我说，她笑了笑，把丝带取了下来。几小时后，在别的地方，她又把丝带别在身上。
亢奋取代了恐惧，大批年轻人涌上香港街头 © Uli Knörzer
像许多大陆人一样，张淼在香港买了个iphone 6手机，用来拍照，在微信上把照片发出去。张淼是微信控，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她这样，发这么多的信息和评论。但我们听说，中国警察把那些在香港拍照片并用微信发出去的中国人在回程时加以审讯和关押，"淼，别这么干了"，我一遍又一遍地请求她，她只是笑笑，放下手机。过一会儿，她又继续微信。
一星期之后，张淼的7天签注到期，跟很多大陆人一样，她不得不返回北京，但我还想继续留下。她于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离开香港。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采访，收到张淼的一条微信，这是一张头天晚上拍的照片，上面是张淼和四位男士，他们都带着黄丝带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就像学生领袖黄之锋在中国国旗升起时所做的那样。张淼在下面写着："左边那位已被捕了，是个诗人。"
张淼在香港买了苹果手机，并把占中图片发到网上 © Uli Knörzer
"天哪"，我想。我又查了一下，她把这张照片已传到朋友圈，把头像也改成了黄丝带。
我很想接下来的45分钟时光能够倒转。她肯定是在这45分钟里的某个时刻在北京下了车，尽管她看见了路边的警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阻止她，至少我很想阻止她。
45分钟后，我结束了采访，又匆匆赶赴下一个，一整天没有间隙。地铁里的网路信号很差，我没找到与下一个被采访者约定的地点，在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里迷了路，我心里想着一定要跟她谈谈，却没有时间。过后我觉得，当时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最没意义的不重要的事情。就好像为了要去洗衣店取一件干净的衬衣而穿越整个城市，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海啸的巨浪已压到头顶。
终于到了那家约定的咖啡馆前，我翻找着张淼的电话号码，而被采访对象已急匆匆向我走来。还没有坐下来喝杯咖啡，我就同时从两个渠道得到了张淼被捕的消息。汉堡的编辑部说："中国公安部门的张先生打来电话，说张淼被捕了。"张淼的哥哥给我发来内容相同的短信。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停地打电话。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没干别的事情。几乎没吃，几乎没睡。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必须把张淼弄出来。我跟德国大使馆联系，跟外国记者俱乐部联系，跟张淼的家人和朋友联系，跟编辑部联系，跟公安部门的张先生联系——他在公安局给外国人发放签证的部门工作。如果记者们的报道令政府不满，他们有时就把外国记者叫来，威胁不再延长其签证。但我直到目前还没遇到这方面的麻烦。
"张先生，出什么事了？"
"我不太清楚。她卷入了村民纠纷，引起公众骚乱什么的。"
"村民纠纷？这简直不可思议，您能不能把当地派出所的电话给我？"
"那不行。"
"我从哪儿能得到电话号码？"
"这个我也不能说。"
"但是总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吧？"
"那么，我去打听打听，然后给你电话。"
在这段时间里，我又到处打电话。听说张淼是在画家村前往一个诗歌朗诵会的路上被抓的，据说这个诗歌朗诵会是要声援香港的抗议活动。更多的情况，别人也说不出来。
前往诗歌朗诵会的路上，张淼被警察追踪，后来她在此被捕 © Uli Knörzer
张先生又来电话了。他听上去得意洋洋，"张淼是中国公民，她没有德国护照，而且她没有正式登记为你的助手。"
"是的，确实没登记。"好些编辑部都未给助手登记，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登记的话，就意味着更多的监控，另外也产生更多的费用。现在我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她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我觉得很内疚。
"已发生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张说。
"有关系，她是我的助手，我对此负有责任。"
"这件事跟新闻工作没有关系。人家告诉我，她表现得很粗鲁，推搡警察，还骂了他们。可怕。"听上去，他很生气。
"对不起，张先生，但我无法想象她会这样。"
"不管怎样，张淼是个很普通的中国公民。我们会把她当作一个中国公民对待。"
第二天晚上，我很晚飞往北京，早上四点才到家。这是10月4日，星期六。中午起来，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张先生已来过好几个电话。他说"要过来聊天。"他用了"聊天"一词，像是朋友一起喝咖啡。
此时我已得知，张淼的朋友里已经有人知道事情的过程。我给她打了电话，我要做好被审问的准备。三位知情人对我说了以下之事：10月2日下午，张淼与朋友一起去那位前一天被捕的诗人家，他们想看望他的家人。警察已经在那里等候，双方言辞渐趋激烈。之后张淼和一个朋友想去参加声援香港抗议活动的朗诵会。一位艺术家朋友开车把他们带到那里，警察已经等在门口。张淼和她的朋友下了车，开车的朋友看着她们走向举办活动的地方，警察紧追着她们，她们逃，警察追上来，并用警车堵住她们。接下来的事情，开车的朋友就看不见了，因为警察催着他离开。张淼显然成功逃离，几分钟后，她给另一个朋友打了电话，通话中断了好几次。她喊着："他们要抓我们，他们打了我们。"
然后通话就断了，也打不通张淼的电话。张淼则踪影全无。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支持占中而被捕，根据维权律师的消息，有两百多人被捕。宋庄有十人被捕，全都与诗歌朗诵会有关，我认识其中的四人。
我前往张先生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他陪我来到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两位他的年轻同事在场，一位姓徐的先生，另一位是记录员，他们面前都摆着记录本。我拿出自己的记录本，记下他们的警号。"这是要干嘛？"张先生说，"这里又不是采访！"他们跟我说普通话，我答道："我想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正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报道，现在我正亲身经历。我希望能写一篇乐观的报道。"徐先生说，"好，保持乐观。你会看到，中国的法治情况会让你乐观的。"
他们审问了我。我怎么与张淼认识，我们在香港干了什么，我们采访了谁，我是否知道北京举办的活动？在审问过程中，张淼从骚乱嫌疑分子变成了真的骚乱分子。
"为什么你们总是说——这个骚乱分子？"我问，"法庭还没有判决。"张厉声训斥我："我已经说过——有可能。我每次都要再重复一遍，还是怎么着？这里是朋友之间的谈话，但你却不这么认为。赶快别再记录了，这儿不是采访！"我说："对不起，但是‘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这时张就更愤怒了，"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你是谁？你真的是德国人吗？你跟别的德国人完全不一样啊！"
"是吗？"
"其他德国人都很诚实。"
"我不诚实吗？"
"对，你不诚实。你很奇怪，非常奇怪。我们跟其他德国记者一直相处得很愉快。"
"他们跟我说的并非如此。"
"跟你说话太令人不愉快了。我要是你的话，就会控制点情绪。"
这期间，徐渐渐唱起了红脸，张变成了唱白脸的。当我向这两人指出这一点时，张发火了："我们还会打交道的，比如，你明年要是申请延长签证的话，会有问题的。你小心点！"
"我很想知道张淼在哪里。根据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捕人之后，应当在48个小时之内通知家属，我们却至今未得到任何消息。"徐先生露出灿烂的微笑，"这个案子与你毫无关系，你别再管了。请相信中国是完美无缺的法治国家。"张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徐陪着我一起出来。他握住我的手，不松开，"别怪张的态度，他有时候很冲动，他是留学德国的，对德国人的评价非常高。下回我请你喝咖啡，好吗？聊聊天？"
第二天，我们还是对张淼的情况一无所知。张淼的哥哥得到消息，她可能在北京的第一看守所。几个小时之后，我、还有张淼的哥哥和继母——她带了满满一包保暖的衣服，来到那个看守所的门前。一夜之间，天气骤冷。监狱位于北京郊区，一片脏兮兮的黄颜色房子。高墙后面有几颗大树，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看门的是个穿着烂糟糟蓝制服的年轻人。
"我们想问一下，是否有个人关在这里。"
"过完节再来。"
"等假期过后？"
"当然。"
"监狱是不放假的吧？"
"放的。"
"坐牢的人也有假期？"
"那倒没有。"
"看守呢？"
"也没有。"
"那就应该有人能告诉我们吧。"
他打了个哈欠，"过几天再来吧。"
"我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法治社会的书。你想让我记下你的工号吗？"
看门的有所促动，他让我们进入门卫室，门卫也以放假为理打发我们。过了好半天，他才给领导——两男一女——打了电话，几经周折，他们中的一人给我们做了登记。他在记事本里翻看半天，总算说了句有分量的话，"我可以查查，她是不是在这里，现在可是假期。"他想转过身来，"但是"，我说，"根据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您有义务在当事人被捕24小时内告知我们。24小时已经过了。"
监狱门口，张淼的家人被赶出来，他们被告知假日期间无法提供信息 © Uli Knörzer
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我，"这可是假日。"
"那么法治国家呢？也放假了？"
他几乎厌烦地说，"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家属，也不是律师。走吧！"我给徐先生打电话，"你不是说中国的法治是完美的吗？我现在正经历着的事情，看上去并不完美。我在监狱的门口，可、、、、、、"
"当心，别掺和这事，知道吗？这事跟你无关，我们会安排的。"
"跟我有关，现在我想跟相关的领导谈谈。"
"我们无法帮助你。我们没有名字，也没有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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