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了原总后营房部原部长张金昌少将署名文章《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张金昌文章指控曾担任现任军方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上将，是因贪腐落马的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后台，并且在其升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炎黄春秋》刊发版本已经隐去名字，但文章中以“XXX”代替的，正是江泽民秘书的贾廷安上将，点名拔擢王守业“X”办则正是“江办”。
    
    此消息一出，江泽民这位已经隐身幕后十余年的政坛大佬，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曾有猜测将贾廷安和江泽民的关系，比作令计划与胡锦涛的密切程度。不过另有分析人士则认为，江贾二人的关系，远非胡令可比，“胡锦涛与令计划是工作的上下级，贾廷安则彻彻底底是江泽民的家臣”，该分析人士说道。而此番贾廷安真的因此被调查，不仅意味江泽民可能被牵连，更是表明曾经主导政治多年的“上海帮”，在周永康，徐才厚落马之后，再度面临着核心人物贾的“失势”，正式宣告从政坛告别。
    

“上海帮”沉浮
    
    宦海沉浮，冷暖自知，观察“上海帮”的兴衰，也是看待中国大时代的一个视角。而且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江泽民时代，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大批 “能干”的官员上位，是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而且当时上海也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要求下，上海官员的大批上位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但是，江泽民有一点忽略了，往往一个官员“能干”，是因为其有魄力，“胆子大”，这就注定了在没有反腐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受过穷”的官员同样因为其“胆子大”，从“能干”变成了“能贪”。这二者不是相悖的，而且可能同时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理解“上海帮”，或许能给我们新的观察角度。
    
    
    贾廷安
    
    毕竟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上海从中共建政之初就作为中国“京沪”双峰政治的一极，成为重要的存在。上海走出的高级官员，从早期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上世纪90年代的江泽民、陈良宇，再至今天的俞正声、韩正，都在政坛上一时地位显赫。甚至在90年代江泽民主政时期有所谓“上海帮”的说法，一大批官员从中共上海市委和政府的领导岗位提升至中央高层，使其派系印象十分鲜明。再加上自民国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谁主政上海谁就有底气在政坛掌握一定的话语权，进入聚光灯下，因此直至当下，对于上海官场的剖析一直是观察中国政坛的“重地”，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上海官员的调动能够凸显一种“小气象，大格局”的原因所在。
    
    上海帮的崛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年之后，一大批上海出身的官员如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等上海官员陆续进入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开始在江泽民的带领下，成为了政坛一股重要势力，“上海帮”之名也开始显于人前。
    
    第二阶段是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上，被外界视为上海帮的官员大量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使其达到一个巅峰。虽然期间出现了陈良宇被查，黄菊早逝的影响，但是实力并未受损。据统计，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31名常委中，有6人有过在上海工作的经验，比例高达19.3%，远超其他省份之上。这是“上海帮”的全盛时期
    
    第三阶段就是以十八大为节点，大势发生了改变。首先就是伴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和胡锦涛的裸退，江泽民维持了十年的“老人干政”情况结束。随后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和政治局委员、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琪卸任。随后，另外两名被认为是“上海帮”重要人物的十六届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十七届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双双陷入负面传闻。更为重要的是在2014年，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宣布立案调查，这两名在“上海帮”主政时期快速崛起的官员落马，对于整个政坛的影响不言而喻，外界将此形容为“元气大伤”。再加上曾在2002年搞突然袭击，提出“特别动议”，建议江泽民续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在2015年1月4日去世，曾与追随江泽民数十年的贾廷安被王守业案牵扯，至此，整个“上海帮”势力土崩瓦解。
    

地方派系瓦解是大势所趋
    
    正如多维新闻一直在强调的，中国政治光谱中，“太子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只是因为出身相似才被外界 “分门别类”。而“团派”作为中共党内培养新生代的系统，本身就无可厚非，其中某些官员也许个人私交甚至政治理念并不合拍。相对于“太子党”不成党，“团派”不成派的事实，在过去，影响中国最深、民间非议最大、今日被打击最重的，则是“同乡变同党”、“同僚变同党”的地方派系，这就包括上海帮以及被视为其分支的石油帮等。
    
    与上海帮相同，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政坛，所谓“山东帮”、“山西帮”的说法一直存在，此前山西籍官员的大范围落马，也被视为中共要打击“山头主义” 的直接结果。与山西相同，虽然山东、上海、河北这几个地区的官员所占比例仍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习近平和中央权威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谓“地方帮派”的生存空间则越来越小。这也得益于中共逐步完善的官员异地交流和升迁制度，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也是习近平对于当下态势的明智选择。
    
    实则今日谈“上海帮”瓦解，实在是谈中国人事，谈中国人事，实则为谈政坛大势之变。过去两年多中国政治的变化，相信有心者皆已明了。从整风到反腐，伴随着从中南海到偏远山区的共产党干部都如履薄冰，或敬或惧，普通官员对习心存敬畏。而在高层政坛方面，曾更是主宰过胡温十年的主弱臣强、下不服上、老人干政等负面效应正在走向消亡。同时，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官僚再次被重用，若论毛泽东是“团结派系”，习近平则是“打破派系”，中国开始进入“无党无派” 时代。从这个层面上理解，“上海帮”沦陷，则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时间点，或许就是2015年。
    
    来源：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