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任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之子高钰在摩根大通任职的新闻在舆论场发酵，中国前总理温家宝之女温如春等高官后代群体性受聘国外金融公司的旧事再次被掀开，并且隐然陷入所谓通过向海外放料抹黑政治对手的阴谋论逻辑，与之前部分媒体报道令计划案时的某些思路相符。事实上，红色或官员家族纵横政商两界正是当下中国特权、腐败蔓延，政商生态恶劣的症结，是中共整党必须打通的关节，而不必牵扯所谓的政治斗争。

　　揪出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四只“大老虎”，完成对重点领域的定点突破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统率的中共对包括党、政、军、社、商和文化在内的大生态环境的整顿进入“治本”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目标在于廓清各类潜规则，重建公正法治的秩序和权威。其重点或许就不在于是否拿下或拿下多少“大老虎”，而更在于将依附其上的规模庞大的“小老虎”、“虎蝇”、“苍蝇”及其复杂关系剪除。陈小鲁回应安邦事件时所谓“咨询”和“站台”式合作，泄露了红色后代或官员家族纵横政商两界的“天机”。接下来，红色后代或官员家族成为整顿的重点则势在难免。

　　红色官员家族的生意经

　　实则在中国大陆红二代生意场中，被认为主要有三类人群。其一，是直接进入商场，成为某个国企主要负责人，例如被称为“女电王”的李鹏之女李小琳、朱云来、温云松，他们也是争议最多的一群人。其二，就是政治掮客，利用关系左右逢源，政商通吃，李鹏之子李小鹏能够由商入政就说明了这种相通之处。而此番陈小鲁就是第三类，隐形于幕后，与企业和利益保持令人捉摸不透的复杂关系。

　　距离中国十八大两年后，当时的一些政治乱象都逐渐明朗。而在进入2015年前后，最受人注目的或许就要属涉及到红色后代和官员家族纵横政商两界的舆论风波。陷入低潮但仍未平息的安邦集团相关新闻牵扯到了陈毅之子陈小鲁、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芮与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近日频见舆论场的江泽民与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也未能“幸免”，两人分别起因于江绵恒离职中科院上海分院与李小琳丈夫陆海军被查传闻；最近外媒又报摩根大通雇佣了现任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之子高钰，在此之前受此牵连的是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女温如春。

　　在中共反腐运动强势推进之时，一些“选择性反腐绕过红二代”的质疑亦在风传，海外媒体则爆出红色后代和官二代受聘于国际投行的猛料，搅动中国政情。美国监管部门调查摩根大通事件是其中关键，而且使这场风波延续至今。受其牵连，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儿媳陈小欣、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女儿任克英、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大孙女胡知鸷、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之子李振智，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唐双宁之子唐晓宁，以及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之女张西西等与国际投行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被扒出。

　　有阴谋论者猜测这是中国反腐与腐败势力之间的较量在海外的反应，后者有意向外放料干扰反腐整党。后来出现的涉及到令计划四弟令完成、原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芮成钢间谍案等的传闻似乎都“坐实”了这种论调。而意识形态工作者则将其理解为美国方面的故意抹黑和唱衰。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两种动机所促成的结果。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这种红色和官员家族大规模任职于海外公司的现象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中共执政团队被腐败渗透，而且很容易危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因为一方面能够被海外看重的官员家族大多来头不小，能够触及中国核心；另一方面，这类跨国公司的背景也往往深不可测，与所在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干系。再加上媒体有意识地揭批报道，对于中国这类法治和市场规则不健全的国家将会是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陈小鲁泄露红色家属纵横官商密码

　　客观上，海外媒体对摩根大通的报道也使外界得以窥见红色与官员家族打通政商关节、两界通吃的具体方式。据媒体报道，高虎城之子高钰在面试时表现糟糕但仍被录用，稍后面临被裁危机时，高虎城出面表示愿意为这家银行“多做些事情”。另有媒体报道，摩根大通自2006年至2008年间共支付180万美元给温家宝之女温如春所经营的顾问公司，以换取中国市场利益。

　　陈小鲁因安邦集团面临沸反盈天的指责时所作的回应是，他与吴小晖将近15年的合作“就是顾问，一咨询，二站台，无股份，无工资，不介入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只做战略咨询”。虽然陈小鲁否认了自己因此谋利，但外界对于此一“不计回报”的帮助仍然持怀疑态度。而陈小鲁所称的“咨询”与“站台”就反映了他所代表的红色与官员家族所特有的本事。之所以可为外界提供咨询，是因为身在圈内，不论是枕边人还是子女，不仅能够轻易接触到官员本人及其文件资料，而且与其同事、朋友均十分熟络，更是会成为下属的巴结对象。

　　如此便会很容易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能够接触到最核心、最真实、最及时的信息，这对于所涉企业的经营，尤其是金融资本领域的运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二是能够结交一批善于钻营、联通政商的人物，进而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朋友圈，成为吸食公共利益的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官员家族之所以能够获得投行如此“厚爱”，之所以频频染指私募并能够迅速风生水起，正是源于此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

　　与信息话语权相比，能够“站台”者则多是一些位高权重且特权“公开化”的人士。这一类人一般是在官场经营日久，树大根深，其潜在政治能量和由此形成的威势已非一般官二代可比，而且其信息获取能力未必会弱于官二代。有此作“后台”的公司或组织拥有更高效的打通政商关节的能力，一般会表现地更为主动、强势。安邦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内成长为翻江倒海的金融巨鳄，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善于发展和利用这种背景有关。而周永康更是被传曾致电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叮嘱其照顾刘汉对某大型矿藏的购买行为。

　　官员家属成反腐重点温家宝是清流？

　　分析人士指出，企业、官员亲属与官员本人由外入内构成紊乱政商关系的三个主要部分。其中，官员是权力腐败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核心，能够对腐败渗透保持免疫者极少。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苏荣、徐才厚等人莫不如此。而要打破这些盘亘联结于政商两界的利益集团，就必须将这些“后台”推倒。

　　不过，也不能就此认定这些身处漩涡中心的官员就一定牵扯进这种权力与利益的交易。也就是说，官员本人与这种粘度很大的利益关系存在自然但又不必然的关系。由上面的分析来看，即使官员本人对这种关系不管不问，也无法避免其家属卷进去。首先，在当前中国人治式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手握大权的官员身份仍然被默认为“通行证”，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站台效应”。其次，官员无法完全禁绝其同事、下属结交自己的亲属，如此也能形成一个信息获取的渠道，并且结成一个核心被隐去的利益集团。这并非不可能。

　　在中共十八大前后，一直以清廉著称的温家宝曾因外媒对自己家族财富的报道受到形象冲击。有消息称，温家宝在不久后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声泪俱下”总结过去10年的执政得失时称，党政干部子女经商已成失控状态，“党政国家领导干部子女有八成以上在商业、经贸领域担任领导职务，这样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下形成了利益集团”，“我坦承没有坚决劝阻自己孩子经商是我政治上重大错误，是不可原谅的自己的过失，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内疚”。当然，不论是外媒对温家的报道还是这则传闻，都没有被证实。

　　如果确如温家宝所述，官员家属在父辈权力蒙荫下游戏市场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固然不排除一部分人是凭借优越的先天条件成为某一领域名符其实的精英人才，但更多的可能是擅长钻营体制和发展私人关系。中共反腐整风再树党纪权威，重建法治和市场秩序，欲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必然会与这种乱象产生遭遇战。那么，就应该秉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如果官员牵扯其中，不论是以怎样的方式，都应当得到相对应的处置。但如果确实没有主观和直接联系，是被虚置的利益核心，也不应扩大化。

　　有分析认为，在揪出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大老虎”之后，相当于完成了反腐破局。观察近一段时期的反腐局势，同等级“大老虎”被拿下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不过，接下来的重点或许不在于是否拿下或拿下多少“大老虎”，而在于彻底斩断官商之间非正常的利益关系，以使中国的大生态环境产生质的改变。这是反腐和整党的关键，而这些家属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阶段的反腐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