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王若望归

羊子
　

　　有一天公出，途经上海人民广场大道，远远望去，橘黄色的钜幅标语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醒目地屹立在大道一侧。顾不上列日炎炎，我伫立道中，浮想联翻，不知何故，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心中思念我至今尚在狱中的丈夫王若望先生。身旁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行走着的人们，啊，自由多可贵哪！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国政府人道主义地准许方励之夫妇出国治病，犹如一阵春风吹进了我寂寞的心田。从那日起，我便盼我先生早早回归，特别是众多亲友从四面八方向我询问王先生是否回家，因而。每当敲门声，电话铃声，我便迫不及待去开门，去接电话，以为若望回来了。一天、二天过去了；一星期、两星期过去了；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迟迟不见若望归，我满怀喜悦的心又沉落了．想想也悲伤，上海自七月以来，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朋友们纷纷送来优质西瓜，我精心保存着，以备若望忽然回来吃个痛快，连我的年迈双亲也舍不得吃，坚持要留给若望吃，眼看着大西瓜一个个变质，我们只得天天吃烂西瓜。瓜一个个少下去，仍不见我夫踪影。

　　我高兴地注意到，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积极加强友好关系，藉此，谨向舆论界表达一名妻子对狱中丈夫的思念与关切。

　　我于那风雨飘摇的一九六七年认识王若望，我发现他是哲人和小孩的混和体，锐利的思想像哲人，而那种纯真、直率、敏感、专注、大笑、好奇，又像小孩。他是「牛棚」里的人，是不许恋爱的，可我们还是在一九六八年悄悄地相爱了。在那特定时代，我们的爱不表现在月下柔情蜜意，更多的是听他回忆悲壮的往事。他曾对我唱过三十年代他被关在上海、苏州监狱中的《囚徒之歌》。大意是：

　　「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凭它怎样虐待，热血依旧在沸腾，铁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锁不住革命精神……。黄饭和臭菜，蚊蝇和虱蚤，瘦得了我们的肉，瘦不了我们的骨……。」

　　他唱着这支歌走向胜利。谁料到，我们初恋才几个月，把他从「牛棚」里投进看守所。那时候，我整天无所适从，只能偷偷哭泣。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偷偷写道……在你浴血战斗得来的自己政权里，你又踏进了牢门，好象三十年历史的重演，公理何在?我的好人啊：甚么时候能够和你再见呢?我们还能够再见吗?我期待着，我要默默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如果真能有那一天出现在我生命的进程中，那，我该多么幸福啊!

　　我们足足苦恋了十二个年头，王先生重见光明时，我已人到中年，我们才结婚，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婚姻。八十年代是我们安乐共度的年代，我看出他头发斑白而精神未衰。他是位离休老干部，他完全可坐享清福。做做气功，打打太极拳，颐养天年。可是他不，在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他更加忧国忧民，不论夏日高温熏人，还是冬季寒气袭人，他伏案写呀、写呀，有时半夜里被他的摔跤声惊醒，原来他上厕所摸不到门，撞墙上而跌跤，定一下神他又写了。我心疼地问他：「你不要命啦，你这么夜以继日地写，究竟图的甚么?」他指指头上的白发，显得轻松地说：「亲亲，我来日无多了，我要协助小平同志建设真正的现代化强国。」

　　就这样，他，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不问成功，但问努力，从不懈怠。他有资格享受免费轿车，但七十多岁的老翁，宁肯骑自行车进进出出，绝对廉洁和俭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找他，他都以礼相待，始终平易近人，不论甚么人求他，都无条件帮助人，哪怕冒风险也在所不辞。真正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待人接物中，他从来通情达理，为祖国人民富于献身精神，在危难关头，宁可自己吃苦，也不愿牵累他人，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也。所以，上海人民深深敬重他。

　　作为一名作家，仅仅因为去年四、五月间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和给中央领导人的公开信，万没料到，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先是软禁在家，九月八日升级，第三次入狱。我们共度仅十年，我又失去了我的丈夫。十一个多月过去了，至今未能见过一面，不得通信，无法打听。面对退回的冬用物品，我的心在收缩，我只能暗暗哭泣，泣我夫的坎坷一生。今年以来，他同时代的老作家，如吴强先生，徐兴业先生，原先都健康，忽然相继谢世，我又想到，胡风先生在长期监禁后，出来时变成了一位神情木然的老人（引自巴金语），谁能保证我的若望不发生意外呢?我不时黯然神伤和莫名的不安。

　　古代学问家庄子在《逍遥篇》中写道：「涸辙之鲋，相濡以沬，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我们好比那可怜的「鲋」。但愿政府理解浑身透明的王先生。我渴望我的政府网开一面，宽容我们，及早让我们团聚，及早治疗他严重的眼病和心律紊乱，让人道主义政策尽早落实到我夫和所有在押的政治犯身上。唯此，才形成真正的长治久安。



　　一九九0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原载《百姓》半月刊一九九０年九月十六日（第二二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