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王若望夫人述搜家经过

　　访问：韦歌

　　他们把王若望带到公安局，羊子回家见到了公安警察，他们一一搜查，对她做思想工作，带走了好几大袋东西，还检了读者来信……

　　写作触犯中共连累家人

　　「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听我一句话，往后再也不要动笔了……」

　　这是一九六四年八月，王若望爱妻李明临终前，在病榻上忍痛对她所最敬爱的丈夫留下的最后一句带血带泪的话。然后，她就含冤离开了人间。王若望噙着热泪拚命地拥抱着她，不禁号啕大哭起来，叫道：

　　「李明呀！对不起，为了我的摇笔杆，牺牲了你的生命，这是我无法追悔的终天之恨呀！……」此时，他仿佛又回忆起初恋时那个年轻、活泼以及忘却一切忧患和愁苦的可爱形象，愈加感到悲恸欲绝。因为王若望的本意原是想通过发表文章（注：指一九六四年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一口大锅的历史”一文），来疗治她那颗破碎的心。在那人人自危的日子，大陆似已形成一种风气，作者若能获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等于登出一份通告，告诉人们，我已经不是党的「敌人」了。头戴「右派」帽子的王若望却万万没想到，正是这篇文章的公诸于世，最后炸毁了他的家庭，炸毁了李明的精神支柱，也炸毁了大陆中国刚刚升起的一点可怜的希望。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羊子［2005-7-24］注），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公开点名说：上海的右派又蠢蠢欲动了，像王若望，刚刚给他摘了帽子，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又翘尾巴了，最近他就写了「一口大锅的历史」，这是公开攻击我们党的，你们去找来看看，就看出他的攻击多么恶毒和巧妙……。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市委书记在全市干部会上点了谁的名，这就等于宣布了他的死刑。

　　王若望的妻子李明当时正在会场里（她任职一间医疗机械厂的干部），这对她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似一把匕首扎在她心窝里。她精神上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亦受不了这个突然的打击，当她失魂落魄地鼓起最后一点气力，一路扶着墙回到家里来时，本来已经极度神经衰弱的她，实际上已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病症了。

　　坚持真理继续写作

　　对于自己的妻子临死前说的那句话，王若望心中清楚，那是她完全违心吐出来的。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怒之声，亦是从另一角度跟迫害狂进行最后搏击的最强音，因为她知道他不能停笔。

　　「李明呀，这一点我没能照你的遗嘱办，如今，我又拿起了笔杆了。」他终于这样决定。王若望认识到，这才是他对爱妻及亲爱战友李明最好的报答和慰藉。

　　文化革命前期，王若望终于由「监督劳动」升级到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可历史真会嘲弄人，这次他被共产党关进的苦牢，原来又正巧是他以前被国民党关过的那个监牢。王就对审问他的党官说：「这里我好像来过。」审问官冷峻地瞧他一眼说：「那么你是累犯了，怪不得屡教不改。」王若望语含大义的俏皮话，只会使铐他的手铐收缩得更紧更痛，但在狱中，他始终没有低头，没有放弃写作，继续「摇笔杆」。

　　然而，他还有一大堆孩子在家中没人抚养，李明死前「为了我们的孩子，你……」那句带着血泪的话音犹在王若望耳边回响，怎么办？

　　老天不负有心人，说来离奇。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位陌生人，一个既年轻、身材高大又秀丽的女性，自动地环绕在王若望的几个孩子周围。自己虽然还是个姑娘，却分担照顾孩子，在上海期间，把王老夫妇遗下的几个子女，尝试着照料。原来，她还是一名铁道大学的毕业生，系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厂的技术人员。由于平素爱好文艺，又喜读王若望的书，无形中她早已成了王若望开放思想的追随者，她的名字叫冯素英，职业是个科技人员，因常常爱写点东西，还兼任武汉一家杂志的「特约记者」。她用的笔名叫羊子。

　　第二次结婚传为佳话

　　命运和正义将羊子推到王若望的家庭中，这完全像一篇虚构的爱情浪漫小说，然而它是现实的。王若望考虑到双方年龄相差数十岁。一度迟疑，可十多年来血与火的忠诚考验下，孩子们不答应（这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分派在外地工作），子女们认定了，说羊子早就已像是自己的妈妈。在如此情况下，大女儿特地陪同苦恋十多年的老人，去婚姻登记处，对着经办人表明：子女赞成父亲和羊子阿姨正式登记结婚。经办人说：「新鲜，向来都是子女来反对父亲再婚的，而你倒自动前来鼓励父亲再婚！」这美丽动人的「第二次结婚」，当时在上海已传为佳话。

　　今年六月，我有幸在朋友的介绍下，见到了他夫妇俩，我亲眼看到，在这又一次政治灾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相敬相爱，互相支持，实为一对新时代的模范夫妻。在我向王老作首次采访时，羊子深怕打扰我们，故意礼貌地回避到另一卧室中去。但是第二天清晨七时，羊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王老昨天一夜都非常激动，对于海外同胞对他的关心，深表感谢。同时，对于昨日自己接受访问时所说的话，又有一些重要的补充，遂嘱羊子立即再与我联系。由于我时间紧迫，我就邀羊子，索性马上到我宾馆来一起共进早餐。心想，这不也是对王若望夫人……羊子的一次访问吗？本文「王若望夫人谈王若望」就是在这种偶然的机缘下做成的。

　　虽然已事隔半年了，可是那场急骤的一月风暴，并未在羊子的记忆中有半点褪色。

　　「那是一月十三日中午的事了。原本一位很爱护王老的朋友，知道一号文件出来，要我陪他看评弹，看上海评弹团，那个评弹团的主角对王老也很崇拜的。这个朋友生怕王老紧张，一直陪着他。中午十一点多，纪委组织部来电话，要王老下午三点半到组织部，有事情要告诉他。我们当时没什么预感。」

　　惯经风浪的王若望，就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第二度被开除出党。相对于另外两位出党的同路人，王若望的恶运更显得接踵而来。他竟然被抄家了。

　　被搜家起因

　　起因要远溯到王若望太太曾在路上围观上海大学生的示威。羊子忆述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学生示威高潮之日，他们去看电影《芙蓉镇》，回家时得见示威场景。

　　「当时游行队伍中有一位研究生，一路陪着看，了解游行的情况特别详细，第二天就跑到家里告诉王若望，介绍情况，王若望根据这些素材写成文章。」

　　这篇文章后来刊在香港的《信报》。对学生游行，王若望是支持的，学生不过是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罢了，又不会搞得天下大乱，怕什么？

　　「我说，你这个手稿，我给你抄一下。我抄好以后，一式两份，一份投搞，一份留存。万一被发现了，我就说这是我写的，因为我是一家杂志的特约记者。当时是开玩笑说的。謄好以后，我就说这底稿要毁掉，他说，我来毁。这就留下了祸根，他没毁，也没撕，就丢到旁边。他东西太乱了，一放，往后就忘了。好了，一放就是一个月，我们的保姆，看见字篓一满。就放到一个大的塑料袋里面，拿去卖。这时候，他把底稿都忘了。到了一月十六日，阿姨想着快过年了，便把废纸拿去卖。王若望也很懒，有东西寄来，封套也不撕，就丢下，变成一麻袋东西，全是王若望王若望……。」

　　收废品的老工人，非常「尽忠」，一看见王若望的名字，知道他是新闻人物，立即向街道组织汇报，于是东西马上送公安分局。（后得知，是保姆唐阿姨与废品站老工人联手告密的结果￣￣羊子　于2011.1.18日 注）

　　老工人的高度警觉性，看过《黑炮事件》的人，应该不会陌生吧？

　　二月十八日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突然有几个公安警察到家里搜查。开始来了三个人，王若望一看，还以为是来串门的。来人却邀请王若望到公安局去坐坐，谈一谈，他就走了。当时我上班，还没回来。」

　　到了公安局，公安人员拿出那篇写学生游行的文章，问王若望：这是不是你的底稿？王若望一看，追悔不已：哎哟。真该枪毙。太大意了，

　　「他承认了是他写的。他说，我年纪大了。你们对我怎样，我愿意忍受，可是这是我要写的，不错是人家跟我讲，可是人家还年轻，有前途，你们爱对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下面是羊子对于王若望被清除出党前后的忆述：

　　公安人员奉命搜查

　　公安人员除了盘问王若望之外，还留下多人在等羊子。羊子那天回家特别晚，六点后才回去。看见公安人员，还问：你们是来看王若望的？他们就说：我们是徐汇公安分局的，到这儿来有点事情。

　　「我还没想到有什么事情。只是问：老王呢？他们说老王到公安分局去。我就问，他吃饭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会安排他吃饭。当时是六点零五分。之后大家就没话说了，他们东一个西一个站着，也不说干什么。我开始感到有点不自由了。」

　　和气而冷漠的气氛僵持着，就在羊子感到不对劲的时候，外面进了三、四个人，一进来就说：我们要搜查。他们拿了搜查证，要羊子签字。

　　「我犹疑了一下，录象机的镜头一下子对准了我。我就说，我不签，等老王回来签。我在拖延时间，可是我又不敢问他们是什么事。后来他们讲了，好像是煽动闹事、造谣活动，那条例给我看了，说家属也可以签，我就签了。」

　　羊子把房间、抽屉都打开，让他们看。没什么东西的，看好了。哎，羊子忽然记起来，房间里有个「秘密文件」，那是各方好友寄给王若望的慰问信，羊子都将内容抄下来了。

　　公安人员慢慢地翻，有的翻信、有的翻杂志、明信片、通讯簿，都拿去。

　　「我想，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翻出来也不怕。谁知他们就翻出那篇寄给《信报》的文章底稿，是我抄的那份，我就说是我写的。那时候还不知道老王在公安分局已经承认是他写。他们就问根据什么写的，我就讲看完电影、路过人民广场看见示威，了解了一下。他们又拿出一份稿子来，问我是谁写的？啊，那是王若望的手稿，原来他没有毁掉，但我继续坚持是我写的，我说，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说：你是代人受过。」

　　接着公安人员一直在做羊子的思想工作，探听谁给送稿到香港，谈到晚上十二时多。羊子则不断为学生游行辩护，为投稿海外的行动辩护。

　　海内外关心王若望处境

　　十二点半左右，公安人员「鸣金收兵」了，东西带走好几袋，讲明将来送还的。还搜出十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刚得知王若望出党，写信来慰问，羊子请求他们不要带走这些信，否则就是害了人家了。他们说会酌情处理。

　　后来信息传来，最近数月，其中三人受到影响。一个是浙江的，曾参加杭州的学生运动，曾写信告诉王若望情况，后来受到调查，公安人员到他家，问他跟王若望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是上海《劳动报》的副主编，叫忻才良，他在王若望出党前一个月，发表了王若望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纯粹是好人好事的报道，完全没有敏感的。后来这副主编就下来了。

　　还有一个上海的文艺青年李辛苦，是科技干部，本来说好要提拔他的，后来不行了。今年四月初他曾到王家，告诉王若望，领导突然叫他下去。这个人曾名列王若望的通讯簿上。

　　王若望接到的安慰和支持，是来自各方各面的，其中也不乏感人的事例：

　　一封来自北京的明信片，上写：「千万不要轻率地接受平反。」署名是「猫儿洞」。

　　一名华东师大学生，得知一号文件的内容后，立即表示要退党。

　　一国内读者多次汇款给王若望，一次比一次多，后来还寄了十公斤绍兴干菜。

　　海外来信中，有赞美王若望是「不折不扣的马列主义者」。

　　还有旅美作家聂华苓，她不知道王若望的地址，通过几次转接寄信给王若望，说：我很关心你的命运，对你的作品一直很注意，希望得到你的回音。王若望复信了，不过有朋友劝告他说：写信到海外，等于写给公安局，不过王若望还是写了，辗转寄去。

　　王若望被开除出党后，收到的海外支持确实是不少的，外国记者纷纷要求访问；美国的学者、专家一百多人联名写信中央，对开除三人出党提出抗议；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为了支持他们，从纽约自由神像跑到洛杉矶，募捐筹款。

　　一场开除出党、抄家传讯的闹剧，僵住在那个历史时空，也深深烙在羊子的脑海里。中国的政局正在变，王若望的命运又会不会再度反复？无论当局是否给他平反、王若望又是否会接受平反、一月中旬的这场闹剧，人民自有公正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