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与刘青的交往……

原题：民主的情怀

羊子

　　「茉莉的话」王若望先生的遗孀羊子大姐，最近撰写了《王若望与刘青的交往…… 》（原题：民主的情怀）一文。此文是一份珍贵而真实的历史见证，它见证了王若望先生的高贵、善良和宽容大度，也见证了刘青诽谤王若望、至今仍拒绝道歉的恶劣态度。文中特别令人震动的是，羊子大姐发现，刘青今天仍不思悔改，仍然如此对待刘宾雁、方励之、郭罗基等流亡老人。

　　茉莉曾经在三年前致中国人权组织理事会的一封信中，为刘青造成王若望先生晚年的痛苦鸣不平。今天茉莉仍然要说：刘青，你欠已故的王若望先生一个道歉！如果你还良知未泯，请你在羊子大姐健在的时候，尽快地向她道歉，也一并安慰王若望先生的地下之灵。

　　近来， “中国人权”内部发生了风波，有人形容为地震，焦点人物是刘青先生。大家知道，本来，我是王若望的家属，直到若望去世，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未能实现，所以，我给自己定位为中国民运的家属，表明继续支持民主未来，直到中国大陆民主化了，我就像美国人一样，不必操心中国事务了，或在美国或在中国，安度晚年。

　　作为家属，对于民运圈内人物，我有所了解。现试着向朋友们说些什么。

　　我们 1992年抵达美国后，认识刘青，很快成为朋友，记得，我刚刚学会开车时，兴致勃勃地同刘青、韩晓蓉、老伴，驾车去长岛一家大商店购物，一路上谈笑风生，甚为轻松和欢乐。

　　过后，我们一直相知有素，记得他还曾经代表台湾的“世盟”，在某年年终给了我们两千美元，表示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位邵先生“政治庇护”发生困难，求助老伴，老伴就想到请刘青帮忙，确实，刘青帮助了邵先生，后来成功了。

　　大约不到一年时间，无风起浪，曹长青先生从英国开会回来，电话问我们，在会上听说王先生为“政治庇护”的人做伪证，接受贿赂，不少人议论这件事，问我们究竟怎么回事？（关于这件事，我在另一篇习作“谁‘为理想而承受苦难’”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该文将发表在四月号《北京之春》上，但文中没有公开谣言始作俑者的名字）听后，我们两人第一感觉是莫名其妙，若望随后通过朋友打听原委，了解谣言从何而起。数月内，其它人纷纷传说，有的爱护我们向我们直接打听，也有人相信谣言而远离我们，从而发生了我们夫妇去参加美国友人“罗德、包湐漪夫妇家晚宴中，遇到众朋友爱理不理”那件事。

　　慢慢地，理出头绪来了，原来这个说法来自“中国人权”。中国人权的人还把“证据材料”转给我们。我们一看这明明是张冠李戴了，因为文件上写的是，从1989～1993年期间，“中国民主党主席”给人出过政治庇护证明材料，有很多。但我们1992年才从上海来美国，而且王若望出任主席的中国民主党，是我们来美国三年之后的1995年才成立的，怎么可能在成立之前七年就出政治庇护材料？后来有朋友分析了来龙去脉，八十年代后期在纽约确曾有人组织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不断出政治庇护材料。结果有人把这个“民主党”当成了王若望担任主席的民主党，因此让若望背了黑锅，名誉受到很大损害，因为在民运圈中，几乎传遍了，而且由于是出自中国人权那里，真有不少人相信。

　　看到这个材料之后，我们提出和刘青先生当面“对质”。当时独有很仗义的傅申奇先生陪同我们一起和刘青见面，我们四个人面对面澄清此事。刘青先生当时支吾搪塞，而傅申奇说，刘青兄曾对他不止一次说过：王若望品质不好，为别人政治庇护出假材料。

　　刘青从此没有再同我们联系，更没有理睬申奇了。大约又过了一年左右，陈破空先生通过孙云先生转告若望和我，说是刘青想与我们见面谈谈，我们猜想他可能是好意，来缓和关系，因此回话说“很好啊”。我们提出邀请傅申奇先生一起见面谈心，以谋求团结，但结果石沈大海，再无音讯。我估摸着，当年刘青找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想私底下同我们和解，向若望道歉，而我们提出请傅申奇一起参加，刘青改变了主意。

　　从此刘青和我们夫妇不再联系，即使在2001年12月10日若望病危住院，很多民运朋友去医院探望时，刘青也没有来。曾经写文章批评刘青不放权、并一向和刘青不往来的曹长青先生听到后，不失时机地关注若望病情，然后给刘青家里打电话问他是否知道王若望病危，住在医院里？对方说不知道。在长青的电话之后，刘青先生于（大约）16日，也就是若望去世前三天，去艾姆赫斯特医院看望了若望，若望一见刘青，马上拉着我，让我凑近他，告诉我：“是刘青来了吗？谢谢他来看我。”若望的眼睛含着泪，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看到刘青的眼圈也红了。

　　来看望若望的民运朋友魏京生、王炳章、吕京花、唐柏桥等十多人商量若望后事处理时，当时魏京生、王炳章等提议由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比较中立的曹长青来组办王若望的追悼会，担心有派别意识的刘青会排挤某些民运人士。但曹长青力荐由刘青主办，说这样可以让他们“和解”，给刘青一个补救机会（刘青本有机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向弥留之际的老人当面表达歉意，让老人更加安心地走完最后一程，可惜他没有这么做），而且中国人权出面的话，可以把追悼会办得规模更大。

　　从此，刘青马上接受了长青的建议，积极组织“王若望病情关怀小组”，每天报导若望病情进展，同时安排朋友们值班，看护若望，直到老伴去世，所有的后事料理，刘青表现了他的组织能力。在我最六神无主的时日，刘青帮了我很多忙，并为我收转了很多热心人的捐款，这是一件很辛苦，很繁琐的事情，我个人很惦记刘青对我的帮助。

　　但在追悼会发言人选上出现分歧，因王炳章想致词被拒绝。曹长青先生说，他支持炳章在会上致词，因为王炳章非常敬仰王先生的人格，追悼会应是开放的，允许民运各派别讲话。追悼会前一天，王炳章还给他打过电话，希望通过他说服刘青，可是刘青对中间传话人说，“不要管曹长青”。因此虽然炳章专程从温哥华赶来纽约，但没有被允许在追悼会上发言。

　　2003年3月，当获知王炳章被判无期徒刑后，朋友们立即在喜来顿饭店举办了“声援营救王炳章大会”。在会上，当着炳章弟妹们的面，我向他们，向大会鞠躬道歉；理由是：我在若望追悼会上，炳章几次电话要我同意让他讲几句话，表示对老伴最后的敬意，可是我没能做得了主让他发言，对此，我感到深深的亏疚。过后我才感到，营救会上我的道歉，可能伤害了刘青。刘青，请谅解我，因为我是家属，没能让炳章发言，在他身陷囹圄时，我应该向他说一声对不起！

　　对“中国人权”出现的风波，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应该按照章程和民主原则处理。刘青是一位明白人，当年他为追求自由民主，付出十年坐牢的代价，他明白民主机制的真谛，美国总统最多不得超过八年，并非犯了过错而被打下台，而是遵循选举法合法让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了，看到过几次总统选举，即使在选举中互相指控，互相揭短，闹得不可开交，但是，所有的前总统，都在交接仪式上，风度优雅地与新任总统握手告别，让贤后，继续过着受人尊敬的平民日子。这个仪式，看来简单，平平常常，可以说，咱们熟视无睹了；但是，直到“中国人权”风波平地起，我才忽然意识到，美国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其实是多么重要呀！确实，正如唐捷在她最近批评刘青的文章中所说的：不能只重视就职，更应该学会善于去职或者善于辞职，是不是可以说，凡是有执政意识的精英们，都应该学会如何善于去职？在最近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连江泽民都要辞去最后一个职务“国家军委主席”，虽然他可能还想当“太上皇 ”，但起码在形式上要这样做。而我们要争取民主的精英们，不能连自己制定的三年一选举的组织章程都完全不遵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怎么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党不选举，不遵从民意呢？民主是要从自己做起，否则唤不醒中国人，恐怕连自己民运圈子的人都不能信服。来美国这么多年，学到很重要的一个价值是注重信誉，没有了信誉，一个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忆往事，想未来，刘青错过了对若望表白心意的机会，刘青错过了对王炳章关心的机会。不久前，我去普林斯顿参加刘宾雁先生八十大寿祝寿会，我打心底里是希望刘青也能来出席的，如果他能来的话，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消除许多，然而他始终也没有出现。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亲知的刘青与若望的交往过程，好象又出现在他与刘宾雁、方励之、郭罗基的交往中了。我想，中国人权发生的事情，是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愉快回忆的，难道我们做人只能做到给别人一次“最后的补偿”吗？

　　当然，人微言轻，刘青先生不必在乎我所说的，但是，其实，刘青让贤，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天经地义的正常程序；我相信，刘青也许正在酝酿一种让贤的情怀，他也许是，在美国民主社会中，咱们华人为主的组织里，实践民主让贤的第一人。

　　羊子　　３／６／０５　于纽约（3/7/2005 1：6） （网刊《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