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耸听的背后

　　—对周舵万言书的答辩

　　引 言

　　周舵先生在上期《北京之春》发表题为“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长文，对该刊十月号“与蒋纬国先生探讨”和《中国之春》五月号“中共前途的一种预测”我的两篇文章进行了全面批评。我首先感谢周舵先生能认真留意并阅读拙作，并能予以回响。但周文对我的文章也有许多误解及歪曲之处。鉴于周文的观点颇能反映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和共产党等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觉得实有必要撰文答辩，因它已超越了我们个人之间的争论。为此撰写此文，就教于周先生和各位读者。

　　一、滥用“党文化”

　　周舵先生的万言书中，发现有三节皆冠以“党文化”：（一）党文化和对着干；（二）党文化和乐观主义；（三）党文化和民粹主义。由此把我的文章划为“党文化”的产物，但细读周文和自己的文章，发现周先生这种论断至少在两个层面上都犯了文不对题的毛病：一是你对党文化的概念没弄明白，二是你对我的文字没有读懂；我如果不把这两个层面先来一番剥离，这场笔墨官司只能象太极拳似的打糊涂仗，并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

　　（一）你引毛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作为对着干的例句，以此归结到我的文章中批判了邓小平的“稳定高于一切”

　　和“六四翻案，天下大乱”，我跟邓小平对着干，这就是“党文化”。如果周先生能细读我的原文，就会发现我从来未说过毛的“凡是敌人……”的话，我仅仅是批评邓的一个观点：如果批评邓，就是“对着干”，引申到就是党文化，那么除非对中共的胡作非为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扣上“党文化”的帽子了。这样的推断是牵强附会的。

　　（二）周先生批评我的“乐观主义”观点，是“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只因我在拙作中集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共专制政权迟早要垮台的，按照世界潮流的趋势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作这样的预测。

　　因为周先生的预测是“很大可能天下大乱和暴民政治。”但周先生没有给自己的悲观主义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只是七弯八绕先从毛说了什么，马克思说了什么，然后讥讽我说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又归结到党文化。这种推论同样是不着边际的。一方面周先生不断批评我的“对着干”，他却清楚地提出了“顺”着干或“跪”着干的意见来：“在我看来，邓强调稳定，这并没有错，他是错在没搞清求稳定的方法；邓说‘六四翻案，天下大乱’也不全错，他是错在认为（或假装认为）六四镇压干得对，根本不存在翻案的问题。”

　　中共把稳定高于一切作为战略方针，对内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对外则眩耀中共立于不败之地，大陆一片歌舞升平，在这里，方法和宣传是统一的，正好比有人赞许邓小平“六四”镇压的用心是好的，只是调军队开枪方法不对罢了。你如何把法西斯手段和奴隶式的稳定分开？

　　二、不屑一顾——人民

　　统观周文，其对中国人民的评价倒是前后一贯的，即贬抑人民的作用。鄙视人民，如本节的标题所示。这种怪论如出之于帝王将相，贵族老爷之口不足为怪，出自一位参加过六四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之笔下，就令人不胜诧异了。

　　先引两段万言书的原文，看看周先生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黑格尔说过数不清的胡言乱语，但他有一句话却是大体不错——他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政府。至于我，我可是拼命睁大了眼睛在找‘民众的觉悟’而得到的却常常是困惑。我得老老实实承认，就总体而言，我看不出中国的广大民众乃至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中国的广大共产党员强到哪里去——包括理应最懂西方民主的海外精英们在内。我不相信，一个如王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坏透了的政府，它的治下会是‘成熟’的（如王先生的溢美之言）、够‘觉悟’的民众。依我看来，中共的主要问题，是某些元老死命拒绝民主变革，否则，中共说不定早已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我举近期的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九年的两次民运为例，“中间只隔两年，就一浪高过一浪地连续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它成为东欧共产党体系迅速瓦解的导因之一，怎么能说中国人政治上不成熟呢？”我对“中国人民表现的政治上的成熟”的评价，成为我的乐观主义的支点之一。周先生提出质疑道：“我实在是不明白，中国人的惨败，导致了别国人的成功，这怎能证明‘中国人政治上的成熟’呢？”阁下的历史观里，还夹杂着成王败寇的庸俗势利观点，再加上心理上看到了流血天安门，亲历了民主运动的失败，“从血泊中生还的青年，有的颓唐，有的倒戈，有的落荒而逃”（鲁迅语），因此，流露出“我实在不明白”的困惑和悲观主义，不足为怪。只须批判掉成王败寇和进化论的历史观，认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在八九年后有了飞跃的提升，才能理解世界范围推倒铁幕阵营的互动互助的相互作用，才能吃透“吃一堑，长一智”以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古老哲理。

　　周先生坚决反对我对中国人民政治上成熟的估价，除了唯心史观的毒害，还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误导，周文中引了黑格尔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配有什么样的政府。”但这种引证在前后顺序上颠倒了，因而也把原话的主次弄颠倒了。

　　周文中有许多悲观主义，如：“一个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生活了四十多年，被党文化彻底洗过脑的民族，从何‘成熟’起？一个民智未开、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难道不是需要通过一个相对长期的、渐进有序的、一步一步的、最基本的民主实践……才能逐渐成熟起来吗？”这套慢慢来的说辞，似曾相识，中共的江、李加上邓小平等人都会用这些道理阻遏民主运动。

　　查黑格尔的上述两句话，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演绎，即有名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对黑格尔的上述论点，连恩格斯也提出异议：“很快被保皇派利用来替警察国家和王室贵族、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对现存的一切东西给予神圣化的赞美。”

　　作者多次眩耀自己博览西方名著，本人自愧勿如，不过发现作者涉猎虽广，但犯了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毛病，例如：作者对民粹主义为何物就解释错了。这可能除了作者接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还受亨廷顿的毒害也很深，亨廷顿的新权威主义是从拉美国家走马灯式的军人执政总结出的政治观念，它缺乏科学性，这一思潮曾在我国一哄而起，赵紫阳被废后，新权威主义已成昨日黄花。只要中共是一党专制，阿猫阿狗抓上来做领导就是权威，它实行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淘汰怪圈，怎么能容得下新权威？亨氏的政治学的缺陷，他低估了人民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周先生比亨廷顿走得更远。

　　作者给邓死后的出路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新权威主义，二是“社会和解”。第二个药方因“社会”本身就是和谐的分工和竞争，不存在“和解”的问题，只有中共专制政权压榨和残害人民，才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对抗和危机，作者创造出“社会和解”的新名词就模糊了人民的对立面。万言书中似乎把“激进民主派”不愿和解作为他攻击的目标，这不仅是无的放矢，而是把“放矢”的矛头找错了对象。问题不在民主派或人民是否愿意和解，因为和解必须双方都有共同的愿望，就象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同意瓦文萨召开圆桌会议那样。而中共的当权派，迄今为止，并未表现出丝毫和解的愿望，连“六四”发出的通缉令都未撤销，更不肯为他所制造的“六四”惨案认罪道歉了。

　　去年十一月，北京民主斗士发起了“和平宪章”的创议，其中就提出包括港澳、台及海内外民主人士与北京当局召开圆桌会议。中共不但没有回应，而是下手拘捕“和平宪章”的发起人，这个冷酷的现实，就把周舵先生的“社会和解”幻想打得粉碎了！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周君还在“争鸣”七、八两期发表“持不同政见者看邓小平后的中国”长文，其中许多妙论与万言书差不多。幸而知识分子精英中并不象周君所描述的那样幼稚浅薄，阮铭先生在他所著《邓小平帝国》英译本的序言里（刊于《争鸣》十一期），就对周君到处宣扬邓死后势必大乱的论点进行了驳斥。

　　限于篇幅，这里只引阮铭批评周舵的一段演讲，周舵说：“中国社会各阶层压抑着的不满、愤怒和仇恨，社会关系、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都比前苏联严重得多，一旦专制铁腕的压力骤然松开，这些破坏性力量的猛烈爆发是任何一个民主政权消化不了的。”

　　阮铭指出：这不过是亨廷顿的拉美式的政变梦，因为是模糊的梦，不免要有梦中的假想敌，于是“全中国上上下下，十一亿人就化作十一亿暴民和豺狼出现了。全世界注意，你想改变中国大陆的专制制度吗？十一亿豺狼将一齐扑向你！可惜心造的幻影只能暂时吓退神经衰弱的一部分人。”

　　阮铭指出周君的天下大乱的推理不合逻辑：“为什么一旦专制铁腕的压力骤然松开，警察、法院、监狱的外在约束就必定失效，中国就变成‘豺狼横行的人间地狱’了呢？为什么专制政权‘消化’得了破坏性力量，任何一个民主政权却消化不了呢？照这些说客们的逻辑，只有专制铁腕才能维持法治和秩序，而民主政权却与法治和秩序不能相容。但这是诡辩。”

　　我曾引了阮铭先生的“邓小平死后的大陆政局”的话（今年八月二日《世界日报》，题目与周君在“争鸣”上的相同，只是没有标榜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来批评天下大乱说：“有一种所谓暴民政治，天下大乱，象一部题名为‘黄祸’的政治幻想小说所渲染的恐怖景象，近来海外舆论不乏类似论调，目的是吓阻邓小平之后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民主化进程。”这个观察抓到了“黄祸论”的要害。

　　关于中国人民政治上是否成熟？因“成熟”比较抽象，可以各执一词，本人举出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接连有两次走上街头的民主运动还有人不服，现在，阮铭先生在《争鸣》十一期上又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事实：“一九八九年五六月，当北京当局撤走警察，蓄意制造混乱时，首都民众自动维持秩序，连小偷也一时绝迹。”

　　对于民众只能是暴民和豺狼的说客们，这个故事正好给制造假想敌的天下大乱说猛击一掌！

　　四、虚声恫吓的背后

　　在“民主的责任伦理及其它”一节中，周舵危言耸听地指责道：“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王先生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很可怕的话（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在多种场合反复宣扬这种残忍的主张！）。‘不能预知的代价’，在王先生已经肯定‘社会秩序瓦解’可能性的前提下，可以解释为‘极其巨大’或‘无论多大’的代价。如果王先生确是主张：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搞垮共产党都是值得的，那么，我除了说‘王先生是疯了’之外，再没有别的话！”

　　我的原文已经说明：历史的必然往往表现为偶然性，对此我们只能说“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中国也承受得起”，表现为历史的变动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先生为什么要大惊小怪，连用几个“很可怕、更可怕”？可见周君的神经衰弱，已到了相当程度——把别人的话夸大，最后把自己吓得要命，歇斯底里大发作，除了骂人，“再没别的话”，结果只能说明周君有些狂躁无理了。

　　细读周文，发现在这种虚声恫吓的背后，是一种捍卫专制政权的意念在起作用。

　　他在万言书的结束语中说：“我们听了急进派的一切豪言壮语之后，一定不能忘记问一声：那时您在哪里？

　　一定在中国吗？一定和中国人民一起‘承受’吗？跑到美国来高喊‘打倒共产党’之类的激进口号，天底下哪有比这更容易做、更廉价既讨好又不冒任何风险的一本万利的买卖？到美国来喊打倒共产党，不但滑稽，根本就是可耻——我不认为任何处在国外安全地位上的人，有权利鼓动和号召国内的人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打倒共产党’！“

　　首先我声明：我到美国从未提出打倒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我从旧金山到伦敦、澳大利亚，反复宣传中共政体与纳粹之异同，指出其残忍与专制的本质。我作过一篇预测：中共的专制统治迟早要垮台。我的论点并不等同“打倒共产党”。至于别人喊过，我不知道，如果真有人喊，周先生也不必紧张，从大陆来的同胞，难得来到自由天地里，随便高喊什么，谁都不能抓辫子、打棍子了。人们在这里享受人人平等的自由，谁都有权利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同样，谁也没有权力干预某人喊了“打倒共产党”。果真有人喊了让你心惊肉跳的“反动口号”，享受一下自由呼吸的幸福，发泄一下长期压抑的闷气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此情可悯，其言可嘉，只有党文化中毒甚深的人才会气得双脚跳！连邓小平给九七年回归大陆的香港人都许诺“可以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政府——只要不付诸行动”（《邓小平文选三卷》221页）。看来，周君的亲共情结已超过香港预委会中的亲共筹委啦。

　　至于周君挑战式地质问我：你在美国，就不能与人民一起笑着回国，周君有所不知：象韩东方、姚勇战哭着回国都被挡于国门之外，最近公安部又制定了八种人不得回国的条令，对上述令人愤怒的现状，周君应抗议中共的多行不义，如今你却责骂起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海外游子来。周君的良知究竟向哪方倾斜？

　　结束语里还带有另一种轻蔑：王若望在大陆不敢喊打倒共产党，来到自由世界“反复宣扬”，因为不用担心坐牢杀头。大意是责备我“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痛。”我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并不自来美之日始，如果读者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的《九十年代》上刊出陈一戈先生的专访：“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其中一个标题注明“一党专政必亡”，它至少说明我并没有跪着请求“社会和解”，一直是站着说话的。那时在国内政治环境下，发表这种反动言论，确实付出了坐牢和监管的代价，正如周君的万言书的标题所示：“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我不计较这种语含讥刺，而把前四字理解为浪漫主义，后四字则是写实主义，我把万言书的大字标题当补药吃，实有益于延年益寿也！

　　《北京之春》1994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