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其人
陈家骅
推算起来，和王若望接触迄今四十年了，这是个不短的时日，可是和他初交的印象，还是
那么深刻；几个关键性改变他命运的事件，似乎是那位微雕大师，给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深处
，永不淡忘。
我是先读到他的小说，以后见到其人的，可说从文字之交开始。一九五一年，我在上海的
一个文艺杂志工作，一天，副主编唐弢交下一个中篇小说，我一口气读完了。好极了，情节十
分动人，文字诙谐幽默，突破了当时一扳一眼，一本正经，充满政治调儿「赶任务」的文风，
有一种喜人的新鲜感。
发表以后，朋友告诉我：作者王若望是延安来的，能说会道，极其风趣，做起报告来，几
个钟头不打疙瘩，会场十分活跃，笑声掌声此起彼落，深得工人爱戴！朋友的推崇感染了我，
对王若望产生了敬仰之意，以他的小说来衡量印证，友人这话比较实际，没有溢美之词。
一年后的一个冬日，当一次由巴金、靳以、罗荪、傅雷、方令儒、唐弢、魏金枝、雪苇等
先生参加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上，有人发言时，对删了他的文章很有意见。据他说：删去的是至
关重要的他的续写的伏笔，于是惹恼了他，在会上发了一通。我问旁人：他是谁？
「王若望」！
这使我突地想起，他是在批评我们的刊物。我警觉起来，端详着王若望。个子不高，人倒
结实，精神奇好，皮包奇大，发言时不失风趣幽默。他指责删去了二小段的原委是这样的：
装版时多出了三百来字，校对头头要我解决。主要我不高兴转来转去，很好的一篇文章，
包括一期刊物，弄得七零八碎。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我只好和唐弢先生相商。他要我删去一些
。他知道，当找到他时，其它毫无办法了，只有这样了。我把小说又细细看了一遍，发现其中
二小节和全篇关系不大，前不靠村后不巴店，感到有点突兀、累赘；我告诉了唐弢先生。他对
文章还有印象。征得他的同意，通知了校对主任。这就是删文章的过程。不言可知，那篇文章
是王若望写的。
与会者不瞭解个中情况，无人接腔，冷场使人难堪。我忽地想到，原来是伏笔，怪不得
有些游离，同时感到自已还嫩，考虑不够全面，想不到作者会以这种方法作为伏笔的。出了这
样一个不大不小使作者不高兴的洋相纰漏，很不痛快。我想唐先生会说明一些不得已的苦衷
的吧，只有他瞭解全过程。他恰恰是座谈会的主持人，他没有吱声。倒是巴金先生大约是想
冲破尴尬的冷场吧，说了编辑改稿一字师的感想，缓和了会场沉闷的气氛。由于当时没能澄
清这件事，想有机会时结识结识王，和他说明一下。可是还不及找王若望交换意见，我的处
境开始不妙，就不想多此一举。
事情就这么巧，一九五三年当我转入仍由巴金、唐弢任正副主编的另一个刊物时，王若
望调来共事。不过感到时过境迁，不要无端惹起风波，只好仍然闷在心头。直到三十年后的
一九八八年，我初次来美时，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和王若望相值]，谈了厄运临头久违了二十
几年的感慨，把删去文章的来龙去脉，也说了个一清二楚，了了一椿心事。
一九五三年冬，一向一帆风顺的王若望，开始给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似乎犯下了滔天
大罪。当时他曾以上海文艺界赴朝慰问团副团长的名义，到朝鲜去慰问了[志愿军]，他深入
前沿，亲眼目睹了战地的实际。当他满载风霜硝烟回到上海，在各个场合流露了美国武器优
越的概况，这和此时此际竭力所宣传的是背道而驰的；王若望岂不在做反面文章，明目张胆
地长他人志气。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王若望的讲话，亲耳听到别人对他的指责，不过从流言
中，己经深深感到有一股不利于王若望的凶恶暗流。但王若望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全
不介意。我觉到他的镇定。
才三十出头的王若望，能够担任上海唯一的一个文艺月刊的编委，在文学道上，显然是
极为顺利的。闲谈时常常表现出他的机智和语言才能，不消说，他是很受编辑部同仁欢迎的。
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杂文，小说，诗和儿童文学都写，拍摄成电影的《阿福寻宝记》，开
始时各方叫好声不绝，不久，就被批之为大毒草，这是因事废人，因人废文。因为这时候，
王若望已被列入另册，马上要灭顶之灾了。
当时的上海，实际全国也是如比，矛盾纷呈；既有当权者和农、商富有者及知识份子的
斗争；有中共地方派和延安来的矛盾；有野战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摩擦；有“起义”队伍和中
共正统军间的格格不入；有地下工作者和根据地人士之间的鸿沟。更大的矛盾，在于江北和
南方人之间的权力搏斗。这个南方人、又是延安来的王若望，显然已落入了漩涡，他的命运
之不妙，可想而知。
接着到了所谓鸣放时期，对事物，无疑王若望有他的看法。他是个是非观非常强烈的人，
他能毅然道出朝鲜战场的真实，必然也会说出另一方面的真实。于是他鸣放了。在座谈会上
鸣放，也以杂文形式鸣放。这就引起某一些人对他的意见。但是问题不大，当时大家对鸣放
的认识还是雾中看花，对鸣放发展的看法，还是糊糊涂涂。以后当王若望发表了二三百字的
一小块豆腐干样大小的一点意见，他的问题急转直下，他踏痛了一对握有权力夫妻的尾巴，结
了具体的怨仇，受到了激烈还击。王若望前债未清，又来新账，倒霉开始了。他之最终沉入
苦海，在于抨击了所谓“老工人”的讲话。明眼人自然知道这之中有鬼，爽直的王若望忍不
住了，向老工人的幕后策划者放了一炮。——实际上放和收都是毛泽东的主张，是毛的两手，
王若望主张继续鸣放的言论，所得到的只是一顶逐出文艺界的重于泰山压顶的右派帽子。
这里有个插曲，当王若望横枪勒马批评老工人座谈会上讲话不利鸣放时，那个跳梁小丑，新来编辑部的姚文元也写了文章，说双手拥护王若望。可当明枪暗箭齐向王若望袭来时，这小丑，居然
“反戈一击”，大做批判王若望的文章，前后不过三四天的间隔。姚文元这就做了御用的反
右英雄。后来知道，是张春桥把要反击鸣放者的消息，告诉了姚文元，授意姚文元攻击王若
望来虚张声势；大鸣大放之虚假，于此可见。张春桥、姚文元也就此结成死党。这种勾结是
见不得人的，所以下场之可耻不言而喻。
王若望是正直的，真诚的，从大众把他尊之为包龙图包公，可见一斑；就是这样一个王
若望，硬是给投入十八层地狱，闻之心酸。
那一天，上海作家协会的大会我也在场，先是指名王若望等五人检讨，似乎暗示着可以
免予处理，实则这是个给他们宣布戴上右派份子的大会。铁案早己定下。责令他们检查云云，
不过只是种圈套，进一步打击丑化愚弄被害人的手法。王若望自然不知就里，既委屈又激动，
怀着莫大希望，声泪俱下。话声方落，马上宣布给王若望、傅雷、陈子展、许杰、徐中玉戴
上右派帽子。王若望这个有天份的正直汉子，终于给打翻在地，让几个御用文痞狠狠踏上几
脚。我是被他们踏过多次的了。
就在作家、教授王若望等五人被宣布戴上帽子的次日，我被送农场劳动教养去了。开始
我以为这次可以平安渡过。我被上次的肃反整苦了。虽然以后说我是“金人”经得起考验；
可是反右斗争的第一回合，出版社批斗了我的内人，因为她在出版界的鸣放大会上，鸣放了
“一个青年编辑的苦闷”，谈了创作和工作的矛盾，有人抓住“苦闷”两字，结合她前些时发
表的几篇小说，大做文章，被说成是对现实抹黑的大毒草，定为右派言论，随即把她送到农
村劳动做农民去了。不仅搞了几年的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何况我们夫妻中已有一个改造去了，
不会再处理我吧，否则家中的三个孩子怎么办？最小的还在襁褓中，大的才六七岁。我实在
是太天真了。在内人下农村没四五个月，我也被送农场劳动教养去了。有人暗暗造谣，妻子
的大毒草小说是我写的；似乎处理我有了依据，实在是莫须有的，是强加之罪。孩子这就成
了无父母关心和爱护的孤儿。漫漫岁月，他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都是小人所害的，
时到今天，我的心还在滴血。是非之心也就更加强烈。
当时傅雷在致力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无暇关心政治，也不感兴趣，每次政治学习，只见
他墙壁角一靠。鸣放阶段他一仍其旧，找个偏僻的地方静坐着，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双目半
闭，一言不发，但也被打成极右派！当时有人问：傅雷没发过言，没放过毒，是什么右派？
回答很干脆：他是不发言的右派！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造成几千寓人的死亡，身系冤狱
的人更多了。在中共内讧的文革中，仍然揪住傅雷不放，他夫妻俩只有一条路可走，毅然开
启了煤气，和投了河的老舍先生、跳了楼的以群先生到地下作伴去了。
二十几年后，胡耀邦大刀阔斧地给受屈和屈死的人士舒了口气，还了王若望一个清白，我
也受惠重返上海，但巳家破人亡！不几年，大陆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文痞的矛头
又一次对着王若望，他再次被逐出复出后的编辑部。
一次，我到资料室去，被撤了职的王若望仍然受到同仁的欢迎，他正忙着在给他们题字。
作为临别赠言吧！一见到我，他说：我也给你写一张，留留念。他立即大笔挥挥，在对开的
宣纸上写下了：
平生不苟合，
何必效狂人；
临江怀谪客，
无官一身轻。
下面具了自由居士王若望，还盖了鲜红的印章。右上角也盖了触目的朱印，赫然是“横
竖横”三字。他不仅正直，勇敢和坚定也于此可见！
王若望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和才华，有上层到底层及几次牢狱之灾的多方面的生活，又瞭
解中共的某些政策，加之嬉怒笑骂皆成文章，他的作品有巨大的吸引力，当你一接触它，就
会产生一种非一口气看完不可的热望和冲动。他是应该回到创作上去的；但处于小人包围的这
种环境和情绪，又触及了天大的，犯了所谓自由化的这一景况，谁允许他写？即使写了，到哪
里去发表？在那种心境，又能写出什么！
现在王若望夫妇到了美国，作为一个老同事，一个文学工作者，一个编辑或者读者吧，我
热望他赶紧把自传的第二部份完工后，向长篇进军！他锐利的目光，为大家的正直的人生观，
他的生花妙笔，会让更多人瞭解几十年来的雾中之花、所见到的只是经过化妆后的不真实的
世界，藉以填补文学史的不足。有些工作他人完全可以胜任，大笔挥挥非他莫属。我认为这
一点特别重要，借此寄语王先生！
《世界周刊》 1992/11/29 （编集子时笔者稍有訂正－200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