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与共抗衡
——访王若望谈竞选海外民运领袖
（加拿大）
陈仲玉
王若望说：离开中国是灵魂的解放，应把该说的尽说出，否则有愧于此次自由之行。倘若因他的言论而令其仍在大陆的子女受迫害的话,则可让世人更看清中共的法西斯面目。
中国著名的『叛党作家』、七十四岁高龄的王若望将于明年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出席民联、民阵总部的合并大会，并已报名竞选这两个海外民运组织的联合总部主席之位。他最近到多伦多访问时表示，参加竞选是愿把余生微薄的力量贡献给民运，愿这支海外队伍壮大，成为和共产党抗衡的新力量。
王若望偕夫人羊子今年八月获中共批准出国，先抵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人，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先后访问了加拿大满地可，渥太华及多伦多，还会晤了加国外交部中国人权司的官员，就中国人权问题交换了意见。
短短数月间，从中国大陆郁闷的樊笼中挣脱出来，来到西方自由国家，王若望充分享用着这份宝贵的言论自由。他婉拒亲友叫他在国外讲话不要过火的要求，坦然称：离开中国是灵魂的解放，应把该说的尽说出，否则有愧于此次自由之行。倘若因他的言论而令其仍在大陆的七名子女受迫害的话，则可让世人更看清中共的法西斯面目。在多伦多期间，他还以《国内局势与中共出路》为题作了演讲。
民运力量仍未凝聚
目前人们对海外民运的评价似乎是毁多于誉，包括不少人说民运陷入低潮、不成气候，甚至指民运分子只会窝里斗、溃不成军等。对此王若望不以为然。他说，海外民运只是比前两年沉实了些，当吸收了失败的教训后，便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他说：海外民运的力量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见识广，知识多，政治经验更是比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高明，他们散居于全球各国，正好利用这地利之便吸取西方民主思潮，为民主建设作开路先锋，这股力量现仍未凝聚，如凝聚起来是不得了的，将发挥星火燎原的作用。
王若望将他竞选民联、民阵联合总部主席之举称为「逼上梁山」：「这次我到海外，受到年轻人的推动，提出让我起领导人作用。我原来是不想干的，因为我素来是反对老人政治的，如我自已干了，不也成了老人党了吗?后来考虑到我尚属健康，还可以周游列国，于是我被『逼上梁山』，接受了信任。我认识到，在我衰老时，能到海外跑跑已经是够光辉了。」
王若望承认民运组织中有分歧的意见，其中最显著的两种意见是应迫使中共实行体制内政革还是体制外改革。赞成体制内改革的人认为，只要共产党有进步，便应以和平演变方式达成民主，而且中共势力大，较难与它硬碰；赞成体制外改革者则认为不要对中共、对老人党抱有任何幻想，不要指望中共会结束一党专政制度，中共在新闻自由这一问题上已经不肯让步，还要坚持独裁，故应从体制外发动群众力量和国际舆论向中共施压。
王若望说他本人是倾向于体制外改革的。当胡耀邦、赵紫阳还在位时，王若望曾以为共产党是可以自我完善的。但『六四』屠杀事件打破了他心中的幻想，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不可救药的。至今中共仍然不对『六四』事件认错，还要嫁罪于赵紫阳。
但他也把话说回来，指出如果中共结束一党专政的话，也可以容许体制内改单的，但目前看来可能性很小。他希望海内外同胞齐心，团结更多的人，抛开幻想，最后向着这一政权冲击，把共产党这个二十世纪人类罪恶根源的最后—个尾巴砍掉，迎接中国民主的到来。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议会制度等，中国要等一百至两百年才可望实现。对实行西式民主制，他的看法是：「不必照搬，也不必划清界线、强调中国特色。一讲中国特色就啥都完了，等于说『阿拉』好，其它都不行。」
从真诚党员到离心分子
王若望说，他能否获选民联、民阵联合总部主席一职，将由选票决定。如果当选，将发挥与中共打交道数十年的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说起来王若望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渊源。从追求理想到幻灭绝望，这一历程可谓交织着血泪。
王若望生于一九一八年，自称曾经是名很真诚的共产党员，十五岁便加入了共青团。十六岁开始在上海发表杂文、诗歌及文学批评，并加人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最年轻的成员。十九岁时曾发表小说《吕站长》，后因文字问题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坐牢。
他说，他参加革命时对共产主义并不清楚，一心只想抗日救国，因那时正值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
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共产党的迫害打击，经历可以说是很惨的。我在党内的五十四年中，真正像人一样地生活、像人一样地被尊重，可以说只有短短的十二年，其余时间不是劳改，就是坐牢，或是戴帽子——我头上戴过两顶帽子，那滋味比坐牢更不好受。我这样子才一步步地认识到这个党不是玩意儿，我不能跟它相处。」
王若望一九五七年时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被关过牛棚，四人帮倒台后写过描写黑牢生活的小说《饥饿三部曲》。一九八七年，中共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王若望和刘宾雁、方励之首当其冲，成为被批的靶子，三人同时被开除出党。他被逐出党门不久，笔者到上海他那被公安人员以闭路电视监视的寓所访问了他。当时，他泰然自若，硬朗如昔，并在笔者的笔记簿上留下赠言：「自由向我呼唤，真理为我指路。」究竟是什么因素驱策着他不畏强权、针砭时弊呢?从以下的一段话或可得到答案。
他沉痛地说：「我曾两次坐牢，一次是国民党的牢，一次是共产党的牢。两者比较一下，国民党的牢似乎比共产党的牢还要文明一些，起码国民党的牢还能让人吃饱。」
「我在坐共产党的牢时，有一些老弱的干部是死在我的怀里的。当时我就暗自发誓说，只要我小王（当时我还是小工）有一天能出去，你们未能讲的话，我一定要讲出去。现在，在多伦多我就讲出来了，讲给全世界知道，我要控诉共产党的罪恶。」
他说，他现在是坚定的反对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他年轻时期对共产党的信仰是坚定忠诚的话，那么一九八七年以后，他相信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心比年轻时信共产党之心还要坚定十倍，甚至百倍!
五大抗衡力量已经形成
王若望指出，目前无论在海内海外，与共产党抗衡的力量已普遍存在，只不过有些力量潜伏在水平线以下，没有冒出来罢了。而事实已证明，不久前沈彤跑回中国大陆，便揭开了水平线的盖子。
王若望把沈彤称为「勇敢有余，智慧不足」。沈彤回大陆，使一些地下组织被发现。因沈彤接触了甘肃、宁夏及湖南三地的地下组织，原本人们并不晓得这么偏僻的地方也有抵抗共党的地下组织的。
他分析说，反对共产党的多元化力量正处于壮大期，已形成的五股力量分别为：
一、企业家队伍。这主要是指华南沿海的企业家，包括乡镇工业的经理、厂长等，他们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
二、知识分子队伍。包括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和共产党是不合作的。他们接受西方思想快，吃共产党的苦头也大。举例说，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有四千人以上，「六四」事件后该协会向李鹏、邓小平、江泽民表态而文章见诸报章的不超过十人。可见这个政府是多么孤立。
三、海外民运力量。以「六四」后流亡海外的热血青年为骨干。
四、台湾的力量。台湾的存在对中共政权有着无形的威胁。这个岛的存在或许是上帝的安排，为大陆作经济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试验。从经济上讲，台湾外汇储备金之丰厚，证明台湾是实干的，而并非像中共那样只会吹。台湾政治上的优势体现在新闻自由和多党竞选上，树立了自我完善的榜样。
五、党内改革派。中共内部出现的改革派和开明派是不容忽视的，说不定中共党内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一类的人物——毕竟党内的人是最清楚共产党的弊病的。
至于军队的取向如何，在邓小平死后会出现何种程度的分化，王若望则表示仍是未知。有一点是明显的，「六四」后，中上层的军官精神状态都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受到人民的唾骂而感到压力。
万一邓死后出现动乱，解放军或许会用武力来解决，但一旦如此，共产党的寿命也将更短。军人既有可能以武力镇压民众，军队中有意识的军官也可以像推翻暴君的罗马尼亚军人一样，这不能说是不可能的。
十四大未能解决危机
王若望认为，中共十四大根本没有解决中国当前的危机，包括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政治上十四大回避谈政治改革，不提民主，不提如何认识「六四」，证明他们是心虚的。在十四大召开前，中共把赵紫阳的两个助手判刑，给赵紫阳定罪，就是怕有代表叫赵紫阳复出。赵是「六四」的牺牲者，无可否认是党内一颗定时炸弹。
王说，十四大既把邓小平抬到了第二个红太阳的地位，也表明老人政治并未结束。
他分析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矛盾时说：「陈云和邓小平都要挽救共产党，并不是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中共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他俩都开出药方，要延长共产党的挣扎。陈云开的药方是补药，邓小平开的是强心针。目前看来邓小平的药方是占了上风的。邓小平劝服了老干部接受了他的药方，邓说不这么干，死日难免，这句话触动了他们的心。」
王若望认为，邓小平和保守派都想保留特权，甚至也要子孙保留特权，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故作出了一些妥协，保留了江李体制，再加上几个开明派，但这一体制本质无变，江李就是保守分子的代表，并不代表进步。
十四大后，有人说有老人下来了呀，这是否标志着老人政治的结束呢?王若望肯定地说：「没有!共产党是终身制的，老人党虽然表面上下来了，但他的权力影响依然在，只要他还活着，就要摇头晃脑地见外国领袖。终身制是一党专制的产物，所以说，老人政治还没有结束。」
他续称，十四大也并佤未解决目前经济上的危机，例如，市场活跃，但资金投入到生产性的活动不多，而是流入非生产性的事业，好像土地炒卖、股票炒卖等。而先富起来的人多是有背景的官僚。
他还以讥讽的语气谈起大陆的股票交易：「不说深圳了，其它的股市也是，规定公家人员、厂长也可以买，于是他们便拿公款买，股价涨了就往自己腰包里放，输了就算在公家的账上，所以说中国的股票是保险系数最高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
王若望目前主要在撰写第三本自传，时间从上海解放到文革。他还考虑出版第四本自传。
《争鸣》1992年12月号